【—知識積累之陶淵明歸隱原因】，他的創(chuàng)作開創(chuàng)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huán)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nèi)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jīng)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xiàn)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zhì)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tài)的閑適優(yōu)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

　　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zhì)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zhì)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yè)、兼濟天下的思想的。

　　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nèi)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

　　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xiàn)。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xiàn)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xiàn)實無法調(diào)和的結果。

　　總結：從陶淵明歸隱后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于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詩人對自己歸隱后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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