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是美國博厄斯派人類學的代表性研究者，對文化性質(zhì)、文化與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探索是其研究重點。這也在本書關(guān)于日本民族文化對國民個人性格形成影響等方面有諸多體現(xiàn)。本尼迪克特本人從沒有去過日本，對日語掌握也不甚熟練，這是后世許多研究者對她進行批評的一個方向。其次她也是一名著名的女詩人，喜愛詩歌，有不少學者認為她對于詩歌、死亡等主題的感性認知，或多或少影響到她對日本文化、民族特性的理解。但我們要看到的是，在美日雙方交戰(zhàn)、無法進行實地考察、大量缺乏原始資料、文化隔閡嚴重且語言不通等重重困難下，本尼迪克特在總結(jié)之前美國學者所整理的田野資料的基礎(chǔ)上，憑借其專業(yè)敏銳的眼光看到二戰(zhàn)中的日本所展露出文化的矛盾性、雙重性。
雖然《菊與刀》一書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稱其開啟了日本戰(zhàn)后“重尋民族靈魂”的時代。但事實上在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學、文化學等領(lǐng)域的大家，如川島武宜、和?哲郎、柳田國男等，就在《民族學研究》雜志開辟特集對其進行探討。爭議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缺乏歷史層面的考察，把日本人當成了同質(zhì)性人群，忽略了社會階層差異的影響；二是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時把其作為靜止的東西來看待，忽視了歷史變化；三是思維方式的主觀價值判斷傾向，對西方和日本文化一“罪”一“恥”的判詞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
在我看來，本尼迪克特用“恥”來概括日本文化是不夠全面的，她在對日本文化研究的過程中，還忽略了中國對日本產(chǎn)生的難以磨滅的影響。正如日本學者森三樹三郎所言，“日本的‘恥文化’實際上源于中國傳統(tǒng)的‘恥文化’。” 這種在乎別人評價，并以此規(guī)范自身外在行為的文化心態(tài)，恐怕不單單只出現(xiàn)在日本人身上。本尼迪克特筆下極端自尊，重視名譽，害怕失敗的日本人，又何嘗不是有著魯迅先生筆下的中國人的影子。同時，日本文化也含有“罪文化”，即內(nèi)因驅(qū)動的內(nèi)在行為規(guī)范部分，并在不同情境下與“恥文化”相互轉(zhuǎn)換。換而言之，本尼迪克特所談的“恥文化”，我認為是日本文化的“淺層”，其社會及個人的倫理規(guī)范依然要靠“罪文化”維持。一個人往往能同時體驗到“恥”與“罪”兩種情感，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千絲萬縷，將它們一分為二，認為兩者毫無關(guān)聯(lián)，就像提線木偶僅靠外界驅(qū)使，那它永遠只是木偶而非能夠進行“自我”思考、行動的人類。
同時，我也完全不贊同對《菊與刀》一書的絕對批判，如美國學者拉米斯在《內(nèi)化的外國——<菊與刀>再考》中，幾乎徹底否定了《菊與刀》的學術(shù)價值。拉米斯稱該書是本尼迪克特給美國戰(zhàn)爭情報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宣傳色彩，“所謂的文化相對性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充滿自信的征服者態(tài)度”。諸如此類的觀點，雖有其客觀現(xiàn)實基礎(chǔ)，但對我們而言，在觀察日本、分析其民族特性時，可以將《菊與刀》作為重要參考，但絕不必把它神化。盡信書，不如無書。對于我們大學生來說，要考慮的是如何學習、運用書中的觀察研究方法，并從書中汲取成敗經(jīng)驗教訓。
以史為鏡，知興替，以人為鏡，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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