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今年的上海高考閱卷工作早已順利結束，但圍繞高考作文命題的爭論一直在持續(xù)。從命題者、閱卷者到一線語文教師、資深教研員，以及長期從事語文教育研究的大學專家學者……業(yè)內(nèi)人士面對蘊藏在高考作文命題背后的一系列“大問題”，觀點爭鋒激烈。
對考場出現(xiàn)的“三假作文”到底怎么看？高考作文命題是否已進入“拐點”？（請參看文匯報7月3日6版《文匯教育》�？┌阎蟹ǜ呖甲魑念}放在一起比較有沒有意義？……本期，又有學者撰文，對語文作文的評價標準提出了真知灼見。本刊也繼續(xù)歡迎關心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學者專家加入討論。
高考作文涉及的寫作材料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事實性材料，一類是思辨性材料。在近年來各省市的材料作文中，出題者提供思辨性材料較為普遍，而上海卷更顯特出，今年的作文題“和諧的自我”也不例外。
對此做法，有人質(zhì)疑說：恰恰是因為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使得學生的思辨空間被擠占，學生充其量只能在已有的思辨框架中完成一道問答題。針對這種思辨性材料的所謂“明顯缺陷”，有一些專家提出，上海高考作文命題已進入“拐點”，接下來，出題者應該通過提供事實性材料而不是思辨性材料，讓學生自己概括、分析，以檢測其獨立的思辨能力。對此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茍同。
所謂作文命題進入“拐點”，實在理據(jù)不足
每年高考結束后，學界總會對當年的命題特點和今后的命題走向展開研討，出現(xiàn)不同的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畢竟，真理越辯越明。
雖然我不認為今年上海卷提供的作文材料在文字表述上沒有瑕疵，也不認為思辨性是高中語文寫作的唯一要求（我們對高中生的寫作要求應該更為寬廣），但這里需要澄清的是，學生不能開拓思辨空間，這與出題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并無必然聯(lián)系。
假如命題給出的是一段事實材料，要求考生加以觀點的提煉和思辨性的分析，這固然可以成為議論文寫作的教學導向；但另一方面，針對已經(jīng)包含思辨要素的觀念性材料，考生依然可以進行“二度”思考。就像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說的，“讓思想材料本身，成為思考的對象”。如果有些教師真的希望高中生寫出來的議論文也有一定的哲學味，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事實材料的思考，還需要對有關事實的思考加以再思考。
從今年上海作文題來看，確立“和諧的自我”這一價值取向，就可以放在兩個層面加以反思。其一，從個體的心理內(nèi)驅(qū)力說，“和諧的自我”與“沖突的自我”有互補性。和諧的自我追求穩(wěn)定性，沖突的自我追求生長性。當一個社會趨于保守時，“和諧的自我”常常會與不思進取、消極保守劃等號。比如《紅樓夢》中，薛寶釵比之林黛玉，其自我內(nèi)心要和諧得多，但從小說世界展示的整體評價看，對于薛寶釵的貶斥顯然要過于林黛玉。有這樣的傾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薛寶釵的和諧畢竟代表著一個保守的儒家禮儀文化，代表女性對自身正常欲求的壓制。其次，“和諧自我”與“和諧社會”有本質(zhì)差別。和諧社會固然是有識之士大力倡導的，但和諧社會的達成，未必能與“和諧的自我”劃等號。我們更應該把“和諧的自我”置于“和諧社會”這樣的背景中來思考時，才有可能確立正確的價值觀，把“和諧的自我”跟一種泄憤式的心靈平衡或者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區(qū)別開來。
所以，思辨性作文材料直接呈現(xiàn)的二分式關系固然能夠引導考生進一步去思考，但這畢竟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自身的思維推進中揭示材料隱含的對立，如何在材料給定的結論中發(fā)現(xiàn)其得以成立的社會前提（而不停留在心靈內(nèi)部），作文的思辨性而不是教條性，才能真正體現(xiàn)。
把缺乏思辨性作為習作“言之無物”而打壓，值得商榷
由于命題者提供了思辨性材料，無形之間，對考生或者閱卷者來說似乎又形成了一種“默契”：思辨性是考生作文的核心，寫作言之有物的“物”只能是就思辨性而言的。一旦考生寫出的文字沒有提供線性式邏輯推進的思辨性，如果再加上這“缺乏思辨”的文字比較華美，辭藻組合得比較出人意外，就有“文筆優(yōu)美、內(nèi)容空洞”或者“華而不實”的嫌疑了。
提倡文章言之有物，反對形式主義的華而不實，應該成為作文的正道，也是寫作教學關于語言的基本要求。但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一個基本事實：語言的華麗與樸實的差異，既跟語言反映的事物狀況或者事理邏輯有密切關聯(lián)，也跟寫作者自身的生命風貌、跟主體的心理狀態(tài)、情感態(tài)度有相當一致性。
再者，年輕人寫作，或者作家早期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對語言形式的迷戀，都習慣于對文字加以精雕細琢，或者堆砌一些華麗的辭藻。就像何其芳回顧其早年散文創(chuàng)作時說的：“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著意思但我更欣賞的卻是姿態(tài)�！奔词惯@樣的語言美在我們有些評論家看來是形式大于內(nèi)容的，但對于寫出這樣文字的人來說，是帶著真誠的十二分夢想的，也是他們組織文字的想象力體現(xiàn)。要求他們也來個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要求他們的寫作質(zhì)樸無華，這或許倒是我們教學者、評判者自身“老人心態(tài)”的一種不自覺流露。
盤結在作文命題背后的問題還在于，如果出題者并沒有對考生的寫作有思辨性要求，那么面對思辨性材料，考生在考場寫作時，僅僅把材料的思辨性通過自己的寫作轉換成以美文傳遞的一個故事，一種感覺，又有何不可呢？讓考生寫出的故事、感覺和想象，展開為與命題者思辨材料的一種對話，就像捷克小說家昆德拉習慣于說的那樣，用文學家的感覺與哲學家的思辨來展開對話，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高中生固然需要思辨能力的培養(yǎng)，但想象力的培養(yǎng)，詩性智慧的開啟，情感世界的開掘，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高考卷中給出的作文命題本身沒有思辨性要求，卻在閱卷時，把思辨性等同于所言的“物”，把缺乏思辨性作為言之無物來打壓，值得商榷。
當然，我這樣說不意味著高考寫作不需要倡導一定的思辨性。我強調(diào)的是，不能把教學目標單一化、把評價標準狹隘化，不能在有意無意中，把思辨等同于言之有物的“物”，這對寫作教學就會產(chǎn)生一定的誤導性，長此以往，也不利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yǎng)。特別是當這種標準在試卷題目中沒有明示給考生，卻又在閱卷中作為評價的標準，其結果，很可能會失去了合理性和公平性。
把法國哲學考當本土作文命題參考，是想象力貧乏所致
其實，就作文材料思辨色彩較為濃重的語文上海卷來看，命題者也沒有把思辨性作為寫作的唯一要求。日前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的內(nèi)部研討會上，上海卷的命題教師強調(diào)，提供的材料本身就有對抽象的思辨特征和具體生活經(jīng)驗的并重性。但問題是，何以這種并重被忽視了，變成了大家都只糾結于思辨性問題來討論，而把生活體驗的問題一概丟棄了呢？
原因雖然復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近年來出現(xiàn)了一個奇怪現(xiàn)象：國內(nèi)討論高考語文科目的作文卻常常會拿法國哲學考的作文題來作參照。相形之下，哲學思辨的開放性、針對性、獨立性等一系列特征，統(tǒng)統(tǒng)被移用過來成了評價國內(nèi)高考語文作文題以及實際作文的標準，既批評了國內(nèi)以往作文的思辨的“無”，也批評了當下作文的思辨的“假”。
令人疑惑的是，為什么不拿我們政治考試中的哲學論述部分與他們的哲學題來比，而要把我們語文高考中的作文題來與他們哲學科目的作文題比呢？要語文課程及相關考試也承擔起哲學課程的總任務，這樣的要求是合適的嗎？略去不同課程的整體教學背景及課程標準，來比較兩個作文題的開放或者封閉，辯證或者教條，來比較兩種作文的優(yōu)劣，這種比較本身以及得出的結論，究竟是切合還是遠離了我們所倡導的思辨性呢？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比較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也可能是自身想象力貧乏所致，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好的命題和作文應該如何，就希望取現(xiàn)成的例子作標準。但正是這種簡單比附的機械思維，才影響到對命題、作文、閱卷等一系列的誤解，而最終歸結出作文思辨之假、美文之假等一系列假問題。要我說，有一種可能就是判斷者自身的思維出了問題，把邏輯上的“非A”當成了“假A”。猶如判斷一個男人是假女人一樣，雖然不顧邏輯的荒唐性可以讓人一笑置之，但其對教學帶來的負面影響，無論是對文筆還是內(nèi)容的理解都變得越來越機械和狹隘，是不能不讓人深為擔憂的。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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