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據(jù)老子書中對于當時政治社會所發(fā)的種種理論而推測其歷史背景
老子言:不尚賢,使民不爭。
孔子時,雖亦有意矯正當時貴族政治之弊害,而僅及正名,惟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返于往昔貴族統(tǒng)制安寧期之狀態(tài)。在孔子當時,似尚未能徹底破除以前“血統(tǒng)親親”之舊觀念,而明白提出尚賢之新主張。
墨子時,貴族世襲之制,以次崩壞,弊害昭顯,墨子遂針對時弊,因倡尚賢。然就墨子時政治實況大體而言之,固亦仍是貴族血統(tǒng)世襲之舊局面,未能驟臻理想尚賢之境。下及戰(zhàn)國中期,于是學者尚賢理論,乃始一變而為政治上之真實情況。
更后而尚賢制亦見弊害,乃復(fù)有針對時病,而發(fā)為“不尚賢”之教者;故,老子言“不尚賢”則必在戰(zhàn)國中期以后。
另,老子書稱在上者為“圣人”、“侯王”、“人主”,有“器長”、“官長”之稱,這些均為戰(zhàn)國晚期人的觀念。
二、以學術(shù)思想之系統(tǒng)言之
先秦顯學,實惟“儒”、“墨”兩家,此韓非已言之。其后起諸家,則“法”源于儒;“農(nóng)”、“名”、“道”源于墨;“陰陽”家兼融儒、道,最為晚出。
在儒、墨之初期,其議論大體,歸于反抗當時貴族階級之驕僭,而思加以改革。儒義緩和,可稱右派。墨義激進,當為左派。
墨主“兼愛”,論其思想“底里”,亦為反對當時貴族階級之特權(quán)。墨家之所以證成其“兼愛”之說者,曰“天志”,此為墨家思想之初期;今當暫稱之為“天志的兼愛論”,或“宗教的兼愛論”。
繼此以往,墨說又大變,雖亦同主兼愛,而所以需兼愛之理據(jù),則不復(fù)遠推于“天志”,而別創(chuàng)為“萬物一體”之論。萬物既屬一體,則兼愛自所當然。其所以證成萬物之為一體者,主要則在于對物名之種種綜合與分析;今當暫稱此為“明辨的兼愛論”。為此主張者,后世目之為“名家”,而惠施其魁杰也。此亦墨家思想之流變也。
莊子的“萬物一體論”。莊子自創(chuàng)新義,從實際事物做觀察,而認出萬物實體之隨時遷化,變動不居。此“假于異物?于通體”之變,在莊子謂之為為“物化”。物化之分析,至于最后一階段,則有其大通合一,至細而不可察者,莊子名之曰“氣”。凡所謂“物”之成毀,則皆假于異物,?于同體之一氣之變化。精而論之,則皆一氣之運行也。
若是言之,亦足證成萬物之一體,而似較惠施之僅止于名言之辨者,為切實而進步矣。莊子又稱此天地萬物之一氣運行者曰“道”。“道”字之新觀念,可謂由莊子而確立。
墨子思想之貢獻:提出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之一體而平等;——“愛”字。
惠施思想之貢獻:在能超出人類范圍,而論點擴及乎宇宙萬物,以尋求其平等之一體;——“物”字。
莊子思想之貢獻:在能繼承惠施,進而打破古代相傳“天神創(chuàng)世”之說,而別自建立其“萬物一體”之新論證。——“道”字。
老子書中言“道”,則顯近于莊子,而復(fù)有其不同。其一曰:道先天地而存在。其次老子言道,始分“陰“”陽”。今當暫稱此派為“陰陽的萬物一體論”,其義乃暢發(fā)于易傳。易傳成書,則亦出老子之后也。
惠施之后復(fù)有公孫龍,彼乃不談萬物一體,而專意于辨”名“”實“。公孫龍之主張,一名止于一實,一實亦止于一名。其立論思想,尤偏重在名數(shù)之分析,而更不再及于綜合之一面。故公孫龍之所謂“名”,與以前之所謂“名”者又絕不同。
老子書開首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敝^天地萬物盡于“道”,此莊周之說也;謂天地萬物盡于“名”,則公孫龍之說也。兩說決不相同,老子書乃混歸于一。此老子書猶較公孫龍為晚出也。
老子書中言“道”,其含義與莊周不得不違異,舉其大者有二:(1)老子以“一”言“道”;(2)老子以“無”言“道”。老莊思想顯然不同之處:(1)莊子:萬物之遷化而認其為道;老子:推尋萬物生成之本原而名之曰“道”;(2)老子:在道與萬物之間,別有“象”之一級。
以上:老子書中論萬物原始,混并莊周、公孫龍兩派為說,故既言“陰”“陽”,又辨名言,含義往往相沖突。
墨子主“兼愛”,一變而為惠施之萬物一體論,又轉(zhuǎn)化而為莊周之物化論,以及公孫龍之惟名論。莊周、公孫龍之說,又合并而成老子之虛無論。
老子書中之人生論,其說似又別有據(jù),而且與其宇宙論部分不相條貫。如下申說:
墨學貴實行,非禮非樂、節(jié)用節(jié)葬、苦行自刻,為墨說之基點,而特副之以“兼愛”之妙辨。兼愛論之發(fā)展,而有惠施、公孫龍為名家,至其苦行自刻之精神,則傳而為農(nóng)家,如許行是也。蓋持墨家“兼愛”之說,視人之父若其父,其論為人所難信,于是有惠施起,而造為“萬物一體”之新說;而苦行自刻,生勤死薄,其事又為人所難守,于是有宋?(kēng)起,而造為“人心欲寡不欲多”之新說。宋?:墨學晚起一大師。
余觀老子書,其言人生涉世之道,大體從宋?來。宋?立論凡三大綱:(1)情欲少,不欲多;(2)見侮不辱;(3)容為心行!叭诵哪苋荨敝f,亦宋?所特創(chuàng)也。此皆當時認為宋?所創(chuàng)之新說,而今老子書皆有之。
故,老子書出宋?、公孫龍同時稍后之說也。
三、從文學形式(古人著書之文體發(fā)展)
春秋之際,王官之學未盡墜,學術(shù)不及于民間,私家以著書自傳者殆無見。
至于孔門儒學,始播王官六藝為家學。然孔子春秋本之魯史,訂正禮樂,亦不出王官六藝之范圍。論語之書成于孔門,記言記事,仍是往者史官載筆之舊式也。
下逮孟子七篇,議論縱橫,其文體若已遠異于論語,然亦不脫記事記言之陳事。此皆當時著書體例之最早的法式也。
下至莊子,號為“荒唐”矣,然其書寓言十九,雖固妙論迭出,而若仍困于往昔記言記事之陳格;文體因循,猶未全變。然已能裁篇命題。
惠施之書五車,惜后世不傳。
至公孫龍、荀子書,乃始嚴正之論體,超脫對話痕跡,不復(fù)遵襲記事記言之陳套,空所依傍,自抒理見。然荀子書,如議兵諸篇,亦復(fù)仍尊舊規(guī)也。
至老子書,潔凈精微,語經(jīng)凝練,既非對話,亦異論辨;此乃運思既熟,熔鑄而出,有類格言,可備誦記,頗異乎以前諸家之例矣。此其為文體之進展,必皆出于戰(zhàn)國之晚年,而不能早于論語、孟子、莊子之前。
另,詩、史、論之三者,可謂古代文學自然演進之三級。后有易大傳,文體類似老子,均系散體論文之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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