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時期，代表法國草根階層的“長褲黨”（他們穿長褲，而紳士穿短褲）將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斷頭臺。他們甚至稱基督教為“長褲黨耶穌”，據說耶穌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蔣光慈出版小說《短褲黨》，近距離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瞿秋白參與構思了這部小說，書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國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應譯為“長褲黨”而不是“短褲黨”。瞿秋白高度評價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想借Sans-culotte之名來媲美法國大革命。鄭超麟指出：“法國貴族服裝有一個特別標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貴族要穿一種短褲，名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講究，甚至繡了金絲銀絲，褲腳很短，只能蓋著膝蓋，小腿則穿著長統(tǒng)襪子，襪子也是做得很講究的。平民穿的是長褲，即現(xiàn)在的西裝褲子�！薄百F族于是稱當時的革命群眾為‘無華麗短褲可穿的人'�！痹斐蛇@一誤譯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語外，他大約總覺得中國普羅大眾穿“短褲”居多，而有產階級紳士是不屑于穿“短褲”的。魯迅在小說《孔乙己》中就區(qū)分了“長衫主顧”和“短衣主顧”，咸亨酒店里的顧客，“多是短衣幫……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無獨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國人甚至將“長褲黨”譯作“無褲黨”，例如C·A·達林將在《中國回憶錄》中，稱廣州的少先隊員為“這些小無褲黨舉起小拳頭歡迎我們，并且用漢語唱起了《青年近衛(wèi)軍》”。這本書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譯者在注釋說：“無褲黨：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和資產階級譏笑革命群眾的用語�！蔽也孪耄麄兛赡苷J為只有“無褲黨”才能與“無產階級”相匹配罷。以衣著服飾作為階級標志，在二十世紀大搞階級斗爭的國度堪稱登峰造極了。
瞿秋白的誤譯可以理解為一種錯置，是內心兩個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羅革命文學的，蔣光慈則是最早的踐行者。他們當然把自己視為普羅階級之一員，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后來在左聯(lián)時期瞿秋白提出大眾化理論，可以視為這一思想的邏輯發(fā)展。在《學閥萬歲》等文章中，瞿秋白認為“五四”文學革命只是“產生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一種“‘不戰(zhàn)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這種文學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須再來一次革命，即文藝大眾化的革命，套用法國大革命詞匯，應該是文藝領域內的“長褲黨”革命。在《大眾文藝的問題》、《“我們”是誰？》等文章中，瞿秋白進一步強調：知識分子應改造自我，放棄主體話語立場，努力與工農群眾結合。此為二十世紀中國改造知識分子之發(fā)軔。
然而，“短褲黨”并非穿上“長褲”，就能偽裝成“長褲黨”的。他們的尷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褲黨”氣質，從生活方式到文學肌質都散發(fā)著紳士和貴族氣息，卻要迎合政治需要將身份設置為“長褲黨”，或者用“長褲黨”來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終不得不以“短褲黨”的面目出現(xiàn)。這是普羅革命文學倡導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蔣二人為例，他倆的生活皆有小資情調，秋白每天出入西裝革履，頭戴呢帽，常常引起本黨同仁的質疑和反感。蔣光慈在大革命失敗后，生活變得富裕起來，因為普羅文學占據文壇主流，書店老板為了賺錢，將他的新著舊作加以再版，甚至改頭換面，比如將《少年漂泊者》改為《一封長信》，《鴨綠江上》改為《李孟漢與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養(yǎng)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國房東送來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湯后，就身著西式短褲，獨自去法國公園散步，構思新作品。這個場景是頗有意味的：那時候租界的法國公園并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而是允許“穿西服的華人入內”，拒斥穿短褲的勞工入內。蔣光慈不會想到他步入這樣的公園，會與他的小說《短褲黨》形成一種反諷張力。他其實不過是穿長褲的“短褲黨”而已。
然而，蔣光慈的“短褲黨”氣質仍在“發(fā)酵”：他反對黨組織到他住處開會，理由是：“一個屋子，本來可以寫作的，往往一開會就開倒了……”后來，左聯(lián)負責人對他說：“寫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動才算工作！”蔣光慈為此遞交《 *** 書》。一九三?年十月，《紅旗日報》隨即宣布“蔣光慈是反革命，被開除黨籍”。還有一項指控，就是他貪圖版稅，喪失立場，靠著豐厚的稿費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蔣光慈至死都不認同這一指控，更不會正視自己骨子里的“短褲黨”氣味。這一點，他顯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慘痛自白：“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fā)作了�！睂⒆约骸伴L褲黨”的偽裝無情撕下，還原出既是傳統(tǒng)的“士”也是小資文人的真面目——骨子里還是“短褲黨”。
就寫作而言，瞿秋白寫作喜歡用歐化的句子，用詞卻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眾所易懂。而蔣光慈“提供大眾文學，卻有著無可救藥的小資情調。屬于窮作家的窮講究，用時人的評論，是‘喝上�？Х榷岢蟊娢膶W'。他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鄭超麟回憶錄》）陳獨秀的文學感覺相當好，從他極力推介魯迅作品就可以見出。如此看來，“長褲”固然長，但質料太薄，顏色太淺，里面的“短褲”還是能看得出來。
瞿秋白當時的理想便是普羅階級奪取政權，這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已成為現(xiàn)實。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蔣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學閥萬歲》一文中寫道：“短褲黨是Sans-culotte，這是巴黎大革命時候的暴民的稱呼。暴民專制正是《短褲黨》那篇小說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飯桶，這種主要理想沒有顯露透徹�！痹撐漠敃r并未發(fā)表，因此蔣光慈臨死前沒有看到被親愛的同志稱作“飯桶”。瞿氏對他的貶斥是顯而易見的。四年后秋白成為國民黨軍的囚徒，這才寫下《多余的話》剝下自己的偽裝。而蔣光慈缺乏這樣的空想能力。連瞿秋白也認為他“太沒才”。其實，這也不能怪蔣光慈，因為套在外面的長褲大都是紙做的，一場暴雨后“短褲”仍會露出來。法國大革命時期作家雷蒂夫說過：“一切專制都令人難以忍受，長褲黨的專制比王公們的專制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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