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含其中的自識與審慎，可見一斑。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電腦以及家電產業(yè)一直在“貿易”，“制造”，與“技術”的發(fā)展優(yōu)先次序上搖擺徘徊。聯(lián)想跟中關村的所有公司一樣，都是靠貿易起家，逐漸形成工業(yè)制造能力，進而在技術上尋求進步，而家電業(yè)的海爾，長虹及科龍等公司都是從引進生產線起家，然后在市場營銷上獲得了成功。因此“貿工技”和“工貿技”是兩大成長模式，其中無一例外的是，技術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滯后的一環(huán)。而當這些企業(yè)逐漸壯大，與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展開正面競爭的時候，技術落后的現(xiàn)狀便非常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在此刻，何去何從，敏感而無比關鍵。
那個時代，所有的“因果報應”都是利益分配的結果，而與是非無關。
在一個變革的年代，很多改革的行為在一開始都是對現(xiàn)有體制的突破，因而“先天”地帶有違法，違規(guī)的特質。這使得改革者必須冒絕大的風險。而當其變革行動受到質疑的時候，當政者往往不愿意對其行為進行直面的辨正——很顯然，這將對現(xiàn)有體制構成更大的挑戰(zhàn)，于是假借一些另外的罪名達到處置的實效，便成了最便捷和保險的選擇。（管金生案）
在上市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及銀行對企業(yè)的撥款或貸款，先變成了債權，接著又變成了股權，然后通過股票發(fā)行都一股腦地賣給了股民。它一方面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國有企業(yè)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還“意外”地解決了居民儲蓄增長過快的“籠中虎難題”。然而，事后來看，這種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它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條件，經營效益好的民營企業(yè)很難得到上市的機會。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質明顯不好，很多指標被分配給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難的國有企業(yè)。三是存在大量的虛假報表現(xiàn)象，那些拿到配額的國有企業(yè)其實并不具備上市的條件，因此不得不進行大面積的，公開的財務作假，通過“資產剝離”，“產業(yè)重組”以及直接的做虛假報表等手段來達到上市的目的。由于通過行政手段審核上市條件，不僅資格審核機構不可能對自己的審批后果負責，而且在行政審核部門的默許下，就連負責資產評估及承擔股票銷售的各類中介機構，也會因其極強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對自己的行為往往不負責。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存在大量的權錢交易。
在1999年的中國互聯(lián)網世界，有兩個成長的方向。其一就是以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的，炙手可熱的“門戶”一族，它們的潛在價值已經被明顯放大。另外就是電子商務一族，這些人的努力在當時顯得非常另類和可笑，不過，他們將在六七年后成為另一條主流。
發(fā)生在石化領域的這場令人炫目的大變局十分生動地體現(xiàn)了壟斷領域發(fā)生的兩個變革邏輯：第一個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以市場的身份盈利”，在資源性行業(yè)內形成國企之間的“內競爭格局”，民營資本被全部排斥在游戲之外；第二個是在壟斷前提下加快資本化運作以及與寡頭式跨國資本的結合。這樣的“中國故事”發(fā)生在所有國有資本控制的壟斷行業(yè)，它將在2003年受到挑戰(zhàn)，然后又在2004年得到堅實的鞏固。
現(xiàn)在中國市場上操縱股價的一類是中介機構；一類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內幕消息的人；還有一類就是資金的供給者，可以是銀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資金供給者。他們共同密謀以后就低價吸納。炒作的辦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關聯(lián)機構互相炒作，互相買賣，買賣非常頻繁，把價格炒上去。另外一種就是由有關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價拉升上去。當他們發(fā)現(xiàn)有中小投資者或局外的大投資人跟進的時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來跟進的人套住，這時股價就不斷地往下跌。 跟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及中國香港和臺灣一樣，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通道里，最具景氣特質的地產業(yè)必定會成為成長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之地，房地產將成為孕育中國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30年里最為放縱和充滿罪惡感的行業(yè)。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歷次宏觀調控都有相同的“規(guī)律”，那就是：經濟過熱造成能源的緊缺，引發(fā)激烈的爭奪，于是中央財政通過行政手段對不同所有制企業(yè)進行調控和再分配。而在這種調控和再分配中，國有企業(yè)，跨國企業(yè)以及民營企業(yè)獲得的政策待遇“等級”不同。這種現(xiàn)象幾乎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出現(xiàn)一次，形成了30年來的經濟周期。
經濟學家趙曉對吳曉靈這種做法的成效表示懷疑：“宏觀調控從來都是一種利益分配。當前宏觀調控反映出來的深層矛盾是中央與地方利益之間的博弈：一方面 ，中央害怕地方，企業(yè)和銀行聯(lián)合起來騙中央，害怕物價全面上漲，害怕承擔可能過熱的后果；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間卻希望搭上本輪經濟增長的快車，特別是要趕在中央關門之前擠進門去，這大大加劇了目前的投資擴張趨勢，至于投資過后所導致的過剩與經濟下滑的威脅，并不在地方和企業(yè)考慮之內�！憋@然，在這樣一種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觀調控，則最終的呆壞賬要由中央銀行來買單，中央搞調控，所帶來的損失和成本則幾乎完全由地方來承擔。在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的博弈過程中，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深層次矛盾一覽無余，龐大的國有資本集團以及相關聯(lián)的地方政府利益已經形成了一股驚人的“挾持力量”。
股市與樓市的空前繁榮，意味著在“高速公路”上持續(xù)前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又駛入了一個加速度的周期，他帶來了多重的社會景象：國家及個人財富的重新分配，中產階層的空前擴容與活躍，全民投機心態(tài)的扭曲，中國公司的市值膨脹，宏觀經濟的泡沫化加劇等。在過去的30年里，2007年是社會資本最為活躍，財富分化現(xiàn)象最為顯著的一年。
世界級的企業(yè)應該誕生于一種先進的商業(yè)制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并不能與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yè)制度并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yè)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偏執(zhí)的制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
青春已經大江東去。對于這個時代，我們有種與生俱來的眷戀，在這里深埋著很多人的過去，當我們一步步地遠離它的時候，才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對于共同經歷的這段歷史，我們其實所知無多，很多事情還需要在事實和理性層面上抽絲剝繭，有些則在劇烈的衍變當中。商業(yè)界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事實與結論之間并非是唯一對應的關系，也許今天我們陳述的細節(jié)，會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出現(xiàn)新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而過了若干年后，再度產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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