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背影》并不是熟悉和喜愛欣聲作品的朋友們所期待的一部長篇小說，而是一部近十四萬字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欣聲用“我和我的家庭簡史”為《遠去的背影》一書做了副標題，本身已經(jīng)很好的詮釋了該書的性質(zhì)。
“非虛構寫作”是近年來文學界的一個熱詞。特別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之后，隨著她的系列“非虛構文學”著作在國內(nèi)出版，非虛構寫作為更多的人所關注和喜歡，也成為傳統(tǒng)的紀實文學的新的“標簽”,抑或為曾經(jīng)風靡一時的“新寫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華麗轉(zhuǎn)身”。
欣聲對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各種“主義”向來不感興趣，《遠去的背影》也絕非跟風之作。這部以家族變遷為主要線索的非虛構作品，通過“我和我的家庭”幾代人的經(jīng)歷，從“我”本人的視角，自身的親歷、親聞與感知，映照出百年以來的時代嬗變，以及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歡，歷史潮流中的裹挾與掙扎，社會風云中的堅守和無奈。欣聲在前言中寫道：“我覺得，即使我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有責任將我們的過去記錄下來，讓兒孫們知道他（她）們的前輩曾經(jīng)的生活。盡管他們的前人沒有創(chuàng)造過什么值得驕傲和夸耀的歷史，但是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他們有悲傷、有痛苦、有快樂、有追求；他們曾百折不撓自強不息；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始終對未來抱有信心和期待.......讓后代從前輩人經(jīng)歷過的坎坷和曲折中，深刻地體會他們生命的堅韌和執(zhí)著，傳承他們擁抱生活的精神和情懷。”這段話開宗明義，概括了本書的主旨和要義，無需再做更多解讀。竊以為，這部書除了為其后代述史傳家而外，作為非虛構作品還為我們這些被“寫什么”和“怎么寫”長期困擾的寫作者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關于寫什么的問題，我理解非虛構寫作的要義其實就是書寫普通人的歷史。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記憶歷史的權利。我們每一個人的經(jīng)歷都是歷史，每個人的苦難都有歷史的重量，每個人的歷史都不應該遺忘。普通人的苦難進入歷史才有價值，才是社會共同的財富，成為社會記憶才具有歷史的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說，非虛構寫作是真正關于“人”的歷史。經(jīng)典教科書上有一句耳熟能詳?shù)脑挘瑲v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墒钱斘覀兎_歷朝歷代的“正史”，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人民的個體面目我們并看不到，更遑論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和心路歷程。梁啟超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梢娢覀兊姆饨v史可謂是“帝王史”；魯迅先生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睆倪@個角度看，我們的歷史也是“精英史”;或者從某一側(cè)重的方面去讀，也可以是政治史，軍事史，經(jīng)濟史......唯獨不是“人”的歷史。因為在所謂大的歷史記述中，在主流的歷史話語里，“人”往往是看不見的，尤其是普通人在這樣一個主流歷史狀態(tài)中是完全被視而不見的，他們可能會以數(shù)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說歷史記載秦始皇動用百萬勞力修筑萬里長城，每一位參加修筑長城的人從相貌到內(nèi)心肯定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生活軌跡，各有各的悲歡離合，但他們只是抽象的數(shù)字。即使在近代史上，我們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內(nèi)外戰(zhàn)爭、歷史變革、社會運動，但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tài)也鮮有記述。 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一個個具體、活生生的人構成的，而在記述歷史上某一社會階段的狀況時，普通人則濃縮為數(shù)字，他們沒有面目，沒有形象，也沒有聲音。
阿列克謝耶維奇曾坦言，在她的筆下，除了關注社會日常生活，感興趣的是那些平凡的小人物，那些因苦難而偉大的人。“在我的書中，這些人述說著他們自己的小歷史，使得大歷史在無形中也得以窺見�！边@就是非虛構寫作對歷史的價值，他使歷史更加鮮活生動， 使個體的記憶成為集體記憶乃至社會記憶，通過書寫小人物的命運折射出大時代的隱喻。
在《遠去的背影》中，我們從“我”對“爺爺”一生碎片化的敘述中，可以管窺那場發(fā)生在上個世紀中葉的“土改運動”，對遼西地區(qū)農(nóng)村的深刻影響乃至對中國社會歷史的根本改變�！盃敔敗笔峭恋胤饰值睦瞎記_擊平原上“小孤山”村遠近聞名的地主，是那個“高大的門樓，寬闊的院墻和四角土炮臺”的“大院兒”的少東家�！盃敔敗痹�(jīng)“嗜賭和吸食鴉片”幾近癡迷，也“不怎么會經(jīng)營土地和生意”，靠祖上的家業(yè)過著“優(yōu)哉游哉”的日子，當“土改時，爺爺攜全家從這個大院兒里被掃地出門”，雖然“一夜之間就成了窮光蛋”，但他“從此戒掉了吸食鴉片和賭博的惡習”，“成就了他一個新的生命�！边@一“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改變的不僅是社會制度、社會形態(tài)，而是對社會成員的重塑。解放后“爺爺”不僅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人，而且掌握園藝技術，成了“老莊稼把式”。雖然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但勤勉勞作從不消沉，打魚捉兔、說書講古，使貧困的生活充滿了情趣。“爺爺”經(jīng)歷滿清、民國、滿洲國和新中國，他對生活動蕩和波折的認識，窮極一生也沒有能夠上升到“階級學說”去認識，卻歸結為命運的擺布，而恰恰頭腦里故有的這種宿命論的“處世哲學”，使“爺爺”這一類人從心底消弭了社會對立的萌芽。這些非虛構的情節(jié)恰恰是我們在任何歷史教科書中都難以看到的。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yy-art.cn/dushubiji/128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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