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天時間一氣讀完《曾國藩家書》，雖有囫圇吞棗之嫌，但棗味多少稍存齒間，尤其是曾國藩多次反復(fù)強調(diào)的一些觀點，印象尤深，略作整理以求回味自勉。
其一：家和萬事興。
曾國藩素仰其祖父“積德累仁，救難濟急”之風(fēng)。對于族人親友，盡其所能施以援手。他感念叔伯舅姑之恩德，因他們的困窘而不忍，故推愛有加，接濟償債，急人所難，濟人水火，對他來說都是常事，也是分內(nèi)之事。并且告誡諸弟，對于“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古來無與宗族鄉(xiāng)黨為仇之圣賢，弟輩萬不可專責(zé)他人”。知恩圖報，飲水溯源，以德報怨，孝悌友愛，正是這些品質(zhì)維系了家族之和諧，家和，則萬事興。因為曾國藩認(rèn)為，祖上累積的福報大多落在他一人頭上，實在受之有愧，侵占了族人們的福報，所以盡自己所能，雨露均沾，多回報一些給其他家人，不致于折福損德。反觀很多得志便張狂、六親不認(rèn)的，往往最后的下場就是眾叛親離。
其二：管好家里人。
曾國藩雖然家族觀念很重，愛惜族人，但也對他們約束有加。有一次，曾國藩聽說父親去省城、縣城替人說事求情，特意給叔父寫信，讓他勸告父親不可干預(yù)公事，說地方官雖然礙于情面，表面上敷衍你，其實最煩此類說情干預(yù)，“凡鄉(xiāng)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所以“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無論有理無理，茍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家中一切，有關(guān)系衙門者，以不與聞為妙”。想到我們現(xiàn)在，很多官員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執(zhí)法者往往要鐵面無私、秉公辦事真的很難，有的案子剛有些眉目，甚至才一進場，就有各種方方面面的關(guān)系紛至沓來，某某長的親戚、同學(xué)甚至同鄉(xiāng)，或者親戚的親戚，關(guān)系網(wǎng)籠罩四方，這活兒也就別想干了。
還有一次，他聽說家里人打算募捐以彌補地方官的虧空，要求家人“萬不可出力”，“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因為官員虧空，多數(shù)是書吏“上則吃官，下則吃民”，中飽私囊，人民是無辜的，所以捐銀彌虧這種事，不宜操之太急，必須人人自愿，如果強行攤派，就是把好事做成了壞事，反而被那些書吏拿做把柄，不得不防。這就是曾國藩謹(jǐn)慎之處，做人做事不圖眼前虛名，能看到長遠或成的隱患，深知家人“當(dāng)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于外”，低調(diào)行事，方不給自己埋下禍端。此外，在給他父親的信里，他也希望約束族親不仗勢凌人，“本家有事，情愿吃虧，萬不可與人訴訟”。吃虧就是占便宜。這才是維系家族長久昌盛的根本。古今多少官員，自身或是能保清白，卻是從家眷處產(chǎn)生了縫隙，而被“蒼蠅”叮上，最終禍殃延己。
在選擇媳婦方面，曾國藩同樣謹(jǐn)慎。有人給他說了一家姓常的人家的女兒，估摸著是富貴人家，他卻不愿。因為那聽說那常家人喜歡“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仆從煊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xí)氣，亂我家規(guī)，誘我子弟好奢耳�！彼硐氲南眿D，只需“在鄉(xiāng)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就好，足見他的觀念并不同于一般門當(dāng)戶對，卻是希望樸素尋常，知書達理就好。后來有了媳婦，他告誡兒子，讓媳婦要下廚、紡織，不能因為出身富貴人家就不做家務(wù)，還要求媳婦女兒每年各給他做一雙鞋及織布做成衣襪，考核女眷是否勤勞。
在他率領(lǐng)湘軍與太平軍作戰(zhàn)期間，他的弟弟曾國荃也是主要將領(lǐng)之一，能征善戰(zhàn)，家里族人也有不少投奔到他營里效勞，對于這種情況，曾國藩寫信告訴弟弟，能照顧族人是好事，但不要“冗員浮雜”，確實不能發(fā)揮作用的族人，或者拿錢讓他們回老家去，或者在營外單獨安置，不讓軍中有“惰慢喧雜之象”。
這些細節(jié)之處，可以看出曾國藩治家之有情有嚴(yán)，正是出于這些約束，所以他可以平步青云，而無后院起火之憂。
其三：為人多惶恐。
曾國藩在家書里，多次提及一種惶恐的心態(tài)。
這種惶恐或存于戚族之間。比如“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尚好”，他認(rèn)為老天可以讓他今天處于“豐亨”的境地，也可能明天讓他處于諸戚族家的境地。所以認(rèn)為處于順境的時候，很惶恐地覺得老天待他太好了，“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于我”，所以要用自己的“余”補別人的不足，就算以后處于逆境，也會很惶恐的覺得老天待他很好，那種好不一定是真的很好，而是相比于比他更不足的人，也要感念天恩，“亦兢兢焉覺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為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所以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不是像有的人，愿人窮不愿人富，看見別人比自己優(yōu)渥一些，便羨慕嫉妒恨。
這種惶恐或存于兄弟之間。比如他在家書里多次教導(dǎo)幾個幼弟，弟弟們就不樂意了，回信說他的書信讓長輩看了“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自容”，他看了也是“不覺汗下”。這便像是在家人面前樹立了一個“別人家的孩子”，讓家人有所對比，給后來人造成較大壓力。而對于這點，曾國藩的看法是：“為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悌”，為什么這么說呢？他認(rèn)為如果在父母族黨中有賢愚之分，那就是自己平時有討好的意思，用了心計，使自己得到好名聲，而讓兄弟得到壞名聲，以后定會在兄弟間產(chǎn)生嫌隙。所以要互相體諒，“兄以弟得壞名為憂，弟以兄得好名為快”，一家人互為一個整體，共同進步，才能永葆和睦家風(fēng)。
這種惶恐或存于同僚之中。比如他認(rèn)為自己升遷太快，“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甚至一列京官中唯獨他有重慶（祖父母、父母均健在）之喜，也讓他不勝惶恐。曾國藩熟讀《易經(jīng)》，深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的道理，明白這世上“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唯恐自己福澤太厚，不知禍患何處，所以平生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闕齋’，蓋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基于這種觀念，他認(rèn)為家中的舊債不宜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甚至諸弟所需求的事物不能一一滿足，也是求一種缺陷的平衡。曾國藩畢生追求的境界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認(rèn)為“借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想到我們現(xiàn)在教養(yǎng)孩子，予取予求，恨不得天上月亮也給摘下來做玩具，如今想來，也怕是折了孩子的福分罷。由是想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倘若只有一半失意，則已算是上天眷顧了，凡事皆有定數(shù)，不可奢求太多。這樣一想，什么孩子考差了、股票虧了、偶有小感冒、家里小爭執(zhí)什么的，都不算什么了，此處有缺憾才能有其他大圓滿，心里求得平衡了，方可知足常樂。
至于學(xué)業(yè)之道，昨天已有贅述，余不一一。
縱觀曾國藩之家書歷歷，其實多是瑣碎小事，但就是這些瑣碎細節(jié)之處，顯出其博愛之氣度，慎度之言行，勤儉之態(tài)度，嚴(yán)謹(jǐn)之作風(fēng)，他并沒有要求弟、子拼死讀書、考取功名，但在他的教導(dǎo)下，幾個幼弟從年少輕狂的官家子弟，成長為縱橫一方的大將、重臣，兩個兒子一則成為“學(xué)貫中西”之外交家，一則成為少年得志的數(shù)學(xué)家，成就都是不凡，而他本人，也被人譽為“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實現(xiàn)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可見：細節(jié)決定成敗，情懷成就大人。
雖然已經(jīng)過去一個多世紀(jì)，但曾國藩家書里的精神的確值得我們細讀，深思，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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