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心理有病，歸根結(jié)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
3、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確，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規(guī)范、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為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為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tǒng)純正為高貴（魏晉士族）。
4、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jié)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jié)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里；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于是玄學應(yīng)運而生并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辟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jù)。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于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于此。
5、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只有兩種：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后者。
6、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蕩。
之前則是春秋戰(zhàn)國。春秋戰(zhàn)國動蕩的結(jié)果，是產(chǎn)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蕩的結(jié)果，則是產(chǎn)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于春秋，南北朝相當于戰(zhàn)國。
事實上，兩次大動蕩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面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面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周的差錯在制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zhàn)國以后，誕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晉南北朝以后，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shù)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盡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xiàn)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并未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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