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的看法
明清鼎革，江山易手，社會動蕩，政治家們忙于權(quán)力的爭斗與分配，對思想的控制還沒能力顧及，這就為思想的活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政治上混亂時期往往也是思想最活躍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如此，明清交替之際也是如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chǎn)生了儒道等諸子百家，而明清之交則產(chǎn)生了李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等思想家。
這四位思想家，李贄與其他三位區(qū)別較大，無論從思想主張還是生存年代都相差懸殊。李贄生活的晚明，是一個“元氣盡澌，國脈垂絕”的時代。表面上仁義道德的主旋律高揚之下，男盜女娼、貪污腐化、結(jié)黨營私卻是真相。輿論上在將反腐倡廉進行到底的同時，清官海瑞卻只能孤獨地生存難覓知音，就連他為之效忠的皇帝本人對海瑞也并不十分欣賞。道德上講求三從四德的同時，理學壓制之下人性也在不斷沖擊著腐朽的籬藩�？纯瘩T夢龍的《三言二拍》，湯顯祖的“臨川四夢”，還有蘭陵笑笑生所寫的爭議較大的《金瓶梅》，都不難發(fā)現(xiàn)，在倫理道德重壓之下人性的復蘇，甚至矯枉過正出現(xiàn)一種變形的扭曲。李贄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幸也不幸？他不愿同流合污，在宦海沉浮，看穿了人生和社會虛偽之后，他能怎么樣呢！他只能大聲地呼喊，“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不相信圣人的是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孔子和一般的人并沒有什么區(qū)別，相反孔子所謂的小人也并非一無是處，“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圣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后為正脈也” ；他不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不過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不相信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等男尊女卑傳統(tǒng)觀念，實際上不過是“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他在麻城的寺廟講學，男女都可參加，這在當?shù)乇灰暈槠媛勑φ�。這位在很多人眼里十分怪異的人物，在瘋癲的外表下實際上隱藏著一顆不為世俗所容忍的赤子心。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不盲目輕信，主張“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糠”，人應該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個性。他主張人人平等，萬物一體，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他反對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主張富國強兵，提倡耕戰(zhàn)，認為清談誤國，學問要講求實效和功利。這都與當時的傳統(tǒng)主流思想不符，也必然遭到世俗的攻擊和誹謗。李贄自己也知道與世俗的差異，《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續(xù)藏書》等著作的名稱就顯現(xiàn)了這種的差異。這樣的差異給李贄帶來的是，著作多次被禁毀，自己也多次遭驅(qū)逐，最后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而被捕入獄。在不堪忍受折磨之后，只能在獄中用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了事。盡管《藏書》《焚書》《續(xù)焚書》等著作僅僅道出了在現(xiàn)在看來十分普通的常識，但在不曾容許常識存在的時代，李贄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與李贄不同，其他三位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生活在一個革命的年代，前朝滅亡，后朝興起，身處變亂之時，身歸何處，真是一個十分困惑的問題。殉于前朝，為哪個爛透的王朝陪葬值得嗎？歸順由關(guān)外而來征服中原民族的滿清嗎，從文化上，從心理上都是難以接受，更何況很多人背負著家仇國恨。事情至此，天地之大，真是無所逃遁！面對著山河破碎，面對著血雨腥風，面對著另一個陌生民族的征服與殺戮，反抗和力圖恢復是三人的共同的志向，也是每一個血腥的男兒必然的選擇。面對民族的危亡，面對自己的家園遭受威脅，奮起反抗是一種天然的本能，是人作為歷史人和現(xiàn)實人的一種必然選擇。作為后人的我們雖然因年代的久遠而忘記了自身所屬，但是作為歷史本身，作為最基本的歷史真實還是不要因為現(xiàn)實的溫和而忘記歷史的血腥吧，畢竟這沒有什么值得掩蓋的。歷史是有繼承的，但是繼承什么卻很值得研究，沒有必要因為現(xiàn)實的需要去刻意掩蓋和扭曲歷史，歷史和現(xiàn)實并不僅僅是承繼，也不應該因為承繼而掩蓋甚至歪曲歷史。畢竟明清易代之際，民族之間的沖突十分劇烈，沒有必要因為現(xiàn)在的滿漢一家就掩飾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傷痛，說明歷史上的真實也不是破壞當今的民族團結(jié)，畢竟歷史和現(xiàn)實有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三位思想家處于在江山易主之際反抗是必然的可貴的選擇，更可貴的是他們反抗失敗之后面對著現(xiàn)實的反思。
腐朽的明朝終于被農(nóng)民起義的烈火焚毀了，哪位到死都以為“朕非亡國之君，卿皆亡國之臣”將社稷喪失之責委過于人的崇禎皇帝，怎樣面見農(nóng)民出身的大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先生就不必管了，需要知曉的是取代大明王朝的李闖也并不是人們心目中的盛世名君，而關(guān)外滿族的鐵蹄早已按捺不住南下的沖動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入關(guān)了。1644年前后的中國，高天滾滾寒流急，刀兵血光萬民哀，亡也，百姓苦，興也，百姓苦。正因為如此，亭林先生才告訴我們亡國與亡天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因此所形成的那句振聾發(fā)聵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名言，不知激勵了多少志士仁人為國家為民族奮斗不已。也正是這位亭林先生，在反清復國失敗之后，不消沉，不氣餒，而是幾頭毛驢馱著必備的書籍，走遍祖國的壯美山川，探究風土人情，糾正古書謬誤，寫下了有利于國計民生鴻篇巨著，開經(jīng)世致用一代學風；黃宗羲在對明朝的衰亡做了分析之后，提出的黃宗羲定律到現(xiàn)在還為學者們所津津樂道，先生在《原君》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君主是天下的大害的觀點，將國家衰敗的根源直指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這樣驚世駭俗的觀點到辛亥革命時期還被革命者奉為同道；王夫之先生在抗清失敗之后以明遺臣自居隱逸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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