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國史大綱》，還是緣于多年前同行的推薦。作為一本通史著作，我常常把它作為教學(xué)工具書來學(xué)習(xí)和使用。錢穆先生對當時諸多史學(xué)觀點的總結(jié)提煉，總能讓我找到鞭辟入里的觀點和評價。
讀中疑
所謂河陰之變，是指公元528年北魏權(quán)臣爾朱榮策劃并實施的一起針對皇族和百官公卿的屠殺事件，因事件發(fā)生在河陰縣（今河南省滎陽市）而得名。這次血腥的屠殺，對北魏統(tǒng)治集團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對北朝歷史的走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是研究北朝歷史者耳熟能詳?shù)闹卮髿v史事件。
我第一遍閱讀《國史大綱》的時候，從孝文帝遷都一直讀到河陰之變，讀了之后反而困惑重重：為什么爾朱榮能憑一己之力誅殺如此眾多的皇族與朝臣？為什么明明在局勢得到控制后還要大開殺戒？爾朱榮是契胡人，被殺的有一大半是少數(shù)民族，這場事變與孝文帝漢化改革有多大的關(guān)系？北魏遷都后的政治勢力如何斗爭？——如何掀開歷史的層層迷霧，怎樣才能接近歷史的真實？我需要重讀北魏歷史，"嘗試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歷史積疑的實相"（朱維錚語）。
讀中思
第二遍閱讀《國史大綱》時，我先把書的目錄與前言仔細閱讀，錢穆先生以獨特的眼光把握時代的變遷，從北魏歷史變遷開始追溯，到孝文帝遷都鋪敘，由一個問題延伸，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tǒng)梳理、合成整體。于是我圍繞"河陰之變與孝文帝改革有何關(guān)系"這個問題，重新細讀《國史大綱》，并整理筆記，以思維導(dǎo)圖的形式把章節(jié)中的重要信息記錄下來。通過梳理、歸納和推理，我從書中讀到了作者對我所思考的問題之解答。
從長時段來看，北魏統(tǒng)一北方，繼承了五胡時代的人口與疆域，但也繼承了不斷漢化的傳統(tǒng)，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來說，這是大勢所趨。
從中時段來看，遷都洛陽后，政治軍事重心南移，忽略了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qū)。南部全盤漢化，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而門閥世族制又將代北邊鎮(zhèn)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yōu)樘幱诘讓拥氖眨瑢?dǎo)致其產(chǎn)生強烈的不滿。慢慢地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和以平城為中心的兩大集團，新舊勢力的博弈一直貫穿著北魏后期的歷史，結(jié)果導(dǎo)致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內(nèi)亂，加速了北魏的滅亡。
從短時段來看，孝文帝死后，繼任者要么平庸無能，要么昏聵暴虐，一代不如一代。奢華頹廢、政治腐敗，宮廷政變、皇位頻繁更迭進一步加速局勢惡化，終于激起了強烈反抗，埋葬了北魏王朝。而北魏末年，黨爭慘烈，朝臣間芥蒂極深，視同水火，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huán)。河陰之變之殘酷，恐怕也是部分地繼承了這一歷史傳統(tǒng)。
從以上種種來看，河陰之變背后所折射的正是遷都后，處于民族融合與文化交匯的加速時期，北魏朝野上下充滿著錯綜復(fù)雜的矛盾和斗爭。因此，即便沒有河陰之變，或許還會有其它的政變讓部分鮮卑族決議要抵御漢文化的浸潤。這并非孝文帝改革之果，而是鮮卑族傳統(tǒng)勢力與鮮卑漢化勢力的抗衡。但如果沒有孝文帝改革，如果沒有當初的遷都洛陽，加強南部勢力，或許南齊早就北伐成功，收復(fù)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
讀中悟
中學(xué)歷史教學(xué)中，北魏孝文帝是放在了南北朝近300年歷史變遷中來講述的，教材中常常以民族融合、文明進步為主基調(diào)，以歷史趨勢來描述當時民族融合的局面，將孝文帝改革成功作為結(jié)果來敘述。所以很少有中學(xué)歷史老師會講到河陰之變，一來看似與教材的觀點不太契合，二來有限的教學(xué)時間也不易展開分析。所以河陰之變是學(xué)者熟知、網(wǎng)上熱議，而歷史課堂中不大常見的一個歷史事件。
然而，重讀《國史大綱》后，我有了更多的感悟，從遷都洛陽到河陰之變的發(fā)生，我既看到了孝文帝認同先進文化的自覺之舉，也辨析了不同利益群體的各自心理，個體的意志與群體的意愿形成的無數(shù)互相交錯的力量和平行四邊形，融合、產(chǎn)生出一個合力，雖然這個合力并非完全推動北魏文化的健康有序發(fā)展。正如，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有一段精辟的總結(jié)："魏孝文卒后，鮮卑并不能繼續(xù)改進，并急速腐化，豈得以將來之反動，追難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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