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過千遍不如手寫一遍，為了幫助在校高中生，特別整理了“中國歷史人物簡介：沙千里”一文，詳情如下：
中國歷史人物簡介：沙千里
沙千里(1901-1982)，曾用名仲淵、重遠。祖籍江蘇省蘇州，190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祖輩曾是比較富裕的商業(yè)資本家，但他出生時家境已經破落，7歲時喪父。因家庭困難，小學未讀完就被送到上海大豐棉布行當學徒。由于他學習刻苦，辦事認真，深得老板器重，5年內從學徒升任賬房。他勤奮好學，空閑時間經常閱讀進步書刊，并補習英文，學習技術，增長知識。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他深受新思想的影響，被《平民》周刊介紹的合作主義思想所吸引，認為合作主義是改造現有經濟制度的好辦法。在《平民》周刊的影響下，他撰寫和翻譯了不少宣傳合作主義的文章，發(fā)表在上�！稌r事新報》的《合作》副刊上。在北伐戰(zhàn)爭迅速發(fā)展的形勢下，他積極參加國民革命軍的秘密工作，成為一名國民黨員。當時他十分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贊賞其中的民生主義。認為合作主義與民生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1925年秋天，沙千里以同等學力考進了上海法政大學。次年轉學到上海法科大學。1929年秋季畢業(yè)于法科大學法律系本科。1931年開始從事律師職業(yè)。他在法科大學讀書時，正值革命低潮時期。他在英文實習班教員許德良(共產黨員)的影響下，與幾位同學集資創(chuàng)辦刊物《青年之友》。該刊物的宗旨是，“指示青年修養(yǎng)，努力改造社會”，要求青年負起責任來，不要隨波逐流，趨炎附勢，更不要自暴自棄，意志消沉，喪失斗志。1928年參加青年之友社成立會，他被推舉為該社的負責人之一，后來又擔任《青年之友》的主編�！肚嗄曛选分芸瘍热莩鋵崳问交顫�，切中時弊，深受讀者歡迎，發(fā)行量逐漸增多，最多時曾達五千多份，在上海幾乎每所中小學都有分銷處，外地也有發(fā)行，遠至南洋各地也有其讀者。《青年之友》的讀者越來越多，在青年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930年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下，不得不被迫宣布停刊。
《青年之友》�？�，青年之友社并未解散，其骨干核心分子仍定期活動，他們改變斗爭方式，把公開活動與秘密活動、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結合起來，努力爭取廣大青年，團結斗爭。1930年12月，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礎上組織成立了“螞蟻社”(簡稱“蟻社”)，其公開的宗旨是“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從事文化運動”。實際上在其骨干分子中有共產黨員在起作用，并有較明確的政治目的。九一八事變后，蟻社立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號召大眾向螞蟻學習，為祖國獨立、民族解放、不惜犧牲自己與敵人進行拼死的斗爭。蟻社逐漸發(fā)展成為抗日戰(zhàn)爭初期的一個著名的群眾團體。沙千里在蟻社中有較高的威信，被歷屆蟻社社友大會推選為執(zhí)行委員和社友部部長。在此期間，沙千里參加了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他除了參加社團政治活動外，其本職工作仍是律師，并且是上海律師公會的成員。他在受理案件時，認真負責，特別是對貧苦老百姓，盡力給予幫助，因此在社會上和同業(yè)中有很好的聲譽。
九一八事變后，沙千里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向華北進攻，中共中央發(fā)表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沙千里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他在蟻社中“蘇聯之友”小組的支持下，創(chuàng)辦了《生活知識》半月刊，以不露痕跡的方式，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和政策，成為當時文化戰(zhàn)線上反“圍剿”的一個宣傳陣地。12月9日，北平爆發(fā)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上海和其他省市的抗日救亡組織紛紛建立起來。最先是上海婦女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職業(yè)界救國會、學生救國會、電影界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等相繼成立。沙千里參加上海職業(yè)界救國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分工負責總務部工作。隨后又作為職業(yè)界救國會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
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沙千里作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代表參加大會，并被選舉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zhí)行委員和常務委員。大會決定創(chuàng)辦《救亡情報》為機關報，沙千里擔任編委。7月，國民黨中央召開二中全會，救國會派沈鈞儒和沙千里等5人為代表前往南京請愿，要求國民黨立即實行各黨派合作，對日宣戰(zhàn)，釋放政治犯，開放民眾抗日運動，保證救國自由。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救國會在上海舉行聲勢浩大的紀念大會，把紀念大會變成為一次宣傳抗日救國的大會。沙千里與沈鈞儒等在會上發(fā)表演講，呼吁全國各界、各黨派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努力。救國會努力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得到全國各界愛國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卻成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障礙。于是，救國會領導人被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決定對其狠下毒手。1936年11月，沙千里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先后被捕，并解往蘇州關押審訊，造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位救國會領袖在法庭和監(jiān)獄中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貞不屈的英勇斗爭。沙千里在獄中進行斗爭的同時，還依舊勤奮讀書寫作，鍛煉身體，每天記日記不間斷。后來出版的《七人之獄》一書就是“七君子”在獄中進行斗爭的紀實。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國民黨迫于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和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不得不停止對“七君子”的審訊，宣判“停止羈押，具保釋放”。
7月31日，在雄壯的軍樂聲、歡呼聲、爆竹聲、口號聲和救亡歌曲聲中，沙千里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光榮出獄。他們的愛國和斗爭精神受到人民群眾的高度敬仰。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兩黨合作實現，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抗日運動的范圍更加廣泛，上海各界救國會改名為“上海各界救亡協會”。沙千里回到上海后繼續(xù)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他擔任上海職業(yè)界救亡協會的常務理事兼秘書長。“職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如戰(zhàn)地服務，救護傷員，慰問傷員，救濟難民，籌募慰勞物品與慰勞金，編印宣傳刊物，培訓救亡干部等等。他還擔任《救亡周刊》主編和《國民》周刊編委。
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國民政府撤退到武漢，救亡協會的干部也先后到達武漢。在周恩來的關懷下，上海蟻社的一部分領導力量聯絡當地愛國青年，成立了以沈鈞儒和沙千里為首的武漢蟻社。在武漢，蟻社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很快發(fā)展到四五百人，參加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的許多活動，成為武漢地區(qū)較有影響的革命團體之一。在保衛(wèi)大武漢的戰(zhàn)斗中，沙千里帶領愛國青年積極支援前線抗戰(zhàn)，參加文化界慰勞前線戰(zhàn)士，開展文化活動。1938年，他在武漢經楊修范、袁清偉的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先進戰(zhàn)士。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夕，沙千里與救國會的部分領導人，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在重慶，他參加中國工業(yè)合作協會，并擔任協會的推進組組長和主持《工業(yè)合作》月刊。中國工業(yè)合作協會是由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諾創(chuàng)辦的并且得到周恩來和宋慶齡的支持。它主張用生產合作的方式組織3萬個工業(yè)合作社，以發(fā)展中國工業(yè)，建立起經濟的國防線，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經過半年多的努力，該會開設了西北、東南、西南和川康四區(qū)的辦事處。到1940年10月，“工合”已建立起2300多個小工廠，遍布16個省，從內地到敵后，到處都有“工合”的小工廠。“工合”發(fā)展迅速，成績巨大，國民黨想把功勞歸于自己，便派人打入“工合”總部，分化和打擊“工合”的干部和技術人員。甚至誣陷沙千里等領導暴動，以此打擊和迫害國際友人艾黎，清洗進步的愛國青年，從而達到由國民黨CC系分子來控制“工合”的目的。沙千里在“工合”無法正常開展工作，便不得不退出“工合”。
在重慶期間，沙千里與沈鈞儒、鄒韜奮等關系密切，經常往來，他經常為沈老代勞，為國民參政會及各界愛國組織的事務而四處奔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fā)生，國民黨加緊對中共和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的迫害，鄒韜奮被迫流亡香港。在重慶的一些抗日黨派負責人，由于看清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為了爭取實現民主政治和時局好轉，1942年沙千里與沈鈞儒等共同發(fā)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為進一步推進民主憲政運動，擴大社會基礎，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大量吸收無黨派的個人盟員參加。10月，民盟發(fā)表了《抗日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一文，要求“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在這期間，沙千里匯編出版了國民政府公布的戰(zhàn)時重要法律，以便作為進行合法斗爭的依據。此外，沙千里等發(fā)起組織中國經濟事業(yè)協進會，團結工商界的進步人士共同堅持抗戰(zhàn)，促進民主運動的發(fā)展。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箲�(zhàn)勝利后，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應蔣介石邀請抵達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在談判前曾與沈鈞儒、沙千里等晤面，征求對談判的意見，聽到許多積極的建議。1946年7月，國民黨一面擴大內戰(zhàn)，一面加緊對民主人士的迫害和鎮(zhèn)壓。李公樸、聞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沙千里與沈鈞儒、王造時、沈志遠、徐伯昕、胡子嬰等救國會領導人在上海舉行緊急會議，決定致電向云南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嚴懲兇手，以謝國人。同時在上海舉行隆重的追悼會，進一步揭露國民黨當局鎮(zhèn)壓民眾運動的罪行。同年11月，國民黨軍隊攻占張家口后，公然撕毀“雙十協定”，單獨召開偽國民大會。民盟立刻發(fā)表聲明，抵制和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召開的所謂國民大會。沙千里在《文匯報》發(fā)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發(fā)動內戰(zhàn)的罪行，指出國民黨一黨召開的國民大會是違反政協決議的，因而也是非法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沙千里參與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推動民主運動，并以律師身份為受反動派迫害的進步人士辯護。
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迅速發(fā)展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搖搖欲墜，瀕臨滅亡，便加緊對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鎮(zhèn)壓和摧殘。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強迫解散，并對民盟成員進行迫害。沙千里陪同沈鈞儒等于11月下旬秘密離開上海，轉移到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9日，沈鈞儒在香港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民盟恢復活動，確定反蔣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徹底拋棄中間路線，決定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沙千里作為沈鈞儒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zhàn)友，參加此會對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起了重要的作用。9月，沙千里陪同沈鈞儒離開香港，北上到東北解放區(qū)，以民盟和人民救國會的名義進行活動。北平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2月25日同沈鈞儒等一起進入北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參加接管上海市的工作，擔任上海市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秘書長。9月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代表救國會在大會上發(fā)言。他高度贊揚新政協的召開，是“中國人民自己當家做國家主人的一個人民新世紀的開端”。在會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沙千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副部長、商業(yè)部副部長。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為克服國家財政經濟困難，穩(wěn)定金融物價，合理調整工商業(yè)，促進城鄉(xiāng)物資交流，恢復國民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更好地貫徹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充分調動私營工商業(yè)者的積極性，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關懷下，沙千里從1951年開始了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的籌備工作。1952年6月，召開籌備代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籌備經過的報告，并被推舉為籌備委員會秘書長。1953年11月，全國工商聯合會正式成立，他仍擔任秘書長。后來擔任全國工商聯第二、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的成立，對于推動私營工商業(yè)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沙千里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室副主任。為積極做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他帶領200多人的調查組，到上海進行專門調查，為中共中央制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
不久，他被任命為地方工業(yè)部部長和輕工業(yè)部部長。
1955年，正當沙千里為社會主義改造緊張工作的時候，他發(fā)現腦部患有腫瘤。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被送往蘇聯住院治療。病愈回國后又在杭州等地療養(yǎng)一段時間。1958年他又被任命為國務院糧食部部長。
沙千里還擔任過全國政協第五屆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等職務。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在北京病逝，終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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