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社會安定，國家祥和;社會動蕩，舉國遭殃。因此，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特別需要夯實社會治理的基石。

正確認識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形勢

經過近30多年來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經濟發(fā)展進入了新常態(tài)，法治中國建設亦拉開了全面推進的序幕，這些構成了當前社會治理的宏觀背景。而與社會治理密切相關的，還有如下四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社會結構在深刻變化。在傳統的治理格局下，人被分割在不同單位(城鎮(zhèn))與集體(農村)之中，社會結構幾乎處在長期固化狀態(tài)，單位(或集體)治理就是社會治理的同義語。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中國人已從過去的單位(或集體)人變成了社會人，整個社會結構也由原來簡單的工農聯盟變成了日益分化的不同階層。而老年型社會的到來與不斷深化，呈現出來的是家庭規(guī)模小型化與少子高齡化現象，代際關系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

利益格局在深刻調整。面對多年形成的利益失衡格局，新時期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打破利益失衡與利益固化的藩籬，通過增量改革與存量結構調整來實現全民合理分享國家發(fā)展成果，同時暢通不同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形成利益相對均衡的新常態(tài)，這必然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由此導致的社會問題可能更加復雜，需要通過社會治理解決的問題也會更加復雜。

民生訴求在全面升級。共同貧窮的時代早已被送進了歷史，新時期的民生訴求已不再滿足于吃飯、穿衣問題，而是普遍要求公平正義與全面提升生活質量，包括對教育、就業(yè)、分配、社會保障、安全、環(huán)境、健康等的訴求都在持續(xù)升級。人們的維權意識與維權方式也在發(fā)生重大變化，從個體維權到集體維權，從底線維權到發(fā)展維權，正在成為一種新常態(tài)。

社會生態(tài)日益復雜化。人們的價值取向已經多元化，輿論生態(tài)亦已經多元化，傳統的與現代的、境內的與境外的、左的與右的觀念同時并存，而發(fā)達的互聯網則成了放大器。全國現有6.3億網民、12億手機用戶、5億微博微信用戶，社交端口同時在線人數突破了2億，互聯網正在全方位地改變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新時期的社會治理不可能再簡單地延續(xù)過去的方式方法了。

上述變化既是國家近30多年來發(fā)展進步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時期必須妥善應對的挑戰(zhàn)。如果對上述變化熟視無睹，或者簡單地延用原有的舉措，社會治理就不可能與時俱進地步入健康發(fā)展的新軌道。

妥善處理好社會治理中的三大關系

新時期的社會治理要適應深刻變革中的社會形勢，特別需要妥善處理好如下三大關系：

自治與管治的關系。自治以社會融合為條件，強調的是自律，突出的是集體自覺;管治以法制為條件，強調的是他律，突出的是統一規(guī)制。在一個良性運行的社會中，自治應當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而管治則是規(guī)制、糾察與矯正社會失范、失序行為的補救方式。

維權與維穩(wěn)的關系。追求安定有序是人心所向，也是社會治理的終極目標。合理的取向應當是以尊重維權、保障維權為基本出發(fā)點，對維權者要疏導為主，不要簡單地防堵，在有效解決維權問題的條件下理性地實現維穩(wěn)。當然，對于蓄意制造事端、導致社會不安的違法者而言，必須以強制手段、司法措施來應對。如果解決好了維權問題，也就從根本上解決了維穩(wěn)問題。

德治與法治的關系。德治靠的是柔性傳承的文化和個人與時俱進的精神追求，法治靠的是法律的規(guī)制與公權的威懾，兩者都能夠起到規(guī)范與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只不過前者實現的是柔性約束，后者實現的是剛性約束。只有德法并用，用法治守住底線，用德治提升水平，才能達到良性的社會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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