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識是治史者的眼睛�！苯袊f象雜陳，先生以他獨具的史眼為人們揭示出“新陳代謝”這一主旋律，更顯功力的則是他能在新舊交織的千絲萬縷中理出頭緒，揭示新與舊互相轉(zhuǎn)化的來龍去脈。他不僅看到新舊的更替，還看到新與新的遞嬗。新中見陳，陳中見新，同中見異，異中見同，“從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從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發(fā)。
“書，文章要有壓力，令人去思考，中國需要這樣的書和文章，魯迅所以不朽。”這是陳旭麓先生《浮想錄》中的一段話（以下引文凡未注出處者均出自《浮想錄》）�！陡∠脘洝肪褪沁@樣一本書，作者的浮想不時觸發(fā)讀者的思緒。讀其書，如見其人。讀其書，你可以感受到一個智者的深邃和靈動，一個仁者的沉思和關(guān)懷；你似可聽到他的淺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剛怒目；你可以體會到什么才是發(fā)之內(nèi)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是陳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說：“沒有‘智’(史學)不能‘藏往’，沒有‘神’(史識)不能知來，兩俱失之的史是斷爛朝報�！标愂鲜穼W，智神兩字足以當之。
一
“史識是治史者的眼睛�！苯袊f象雜陳，先生以他獨具的史眼為人們揭示出“新陳代謝”這一主旋律，更顯功力的則是他能在新舊交織的千絲萬縷中理出頭緒，揭示新與舊互相轉(zhuǎn)化的來龍去脈。他不僅看到新舊的更替，還看到新與新的遞嬗。新中見陳，陳中見新，同中見異，異中見同，“從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從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發(fā)。
先生善于透過現(xiàn)象揭示歷史的本質(zhì)。他指出：“義和團的落后性通過正義的斗爭表現(xiàn)它的合理存在�！薄傲x和團不是民族覺醒，它促進了民族覺醒。”“義和團運動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時代腳步�！彼f：“太平天國是農(nóng)民戰(zhàn)爭，農(nóng)民戰(zhàn)爭從來只是一種改朝換代的工具，并不是創(chuàng)建新生產(chǎn)的力量。”同時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國仍然是舊式農(nóng)民戰(zhàn)爭，但已萌發(fā)了一些新苗，新苗又為封建濁流淹沒”。再如“曾國藩是封建傳統(tǒng)的忠實捍衛(wèi)者。然而恰恰從他身上開始了傳統(tǒng)的裂口”。“租界是罪惡的淵藪卻在閉塞的封建區(qū)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對新派的‘保護’）”�！懊褡灞趬究梢宰钃跚致裕矔怄i自己”�！耙淮逡粦舳加袊�，萬里長城是個大圍子”�！案锩诜磳εf傳統(tǒng)中形成自己的傳統(tǒng)，一旦形成了傳統(tǒng)就為自己制造了框框”。
類似的論斷在《浮想錄》中不乏其例，寥寥數(shù)語包含著極豐富的內(nèi)涵，展示了作者辯證思維的功力。陳先生擅長思辨，對歷史的評判，常能發(fā)人所未發(fā)，《浮想錄》中類似的點睛之筆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變”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哲學”，但“布新難，除舊更難”。封建的幽靈始終在活人的身上若隱若現(xiàn)。在陳先生的詞匯中，“中世紀”與“封建”同義，他以形象的語言寫道：“19世紀的中國，一只腳徐徐伸向近代，另一只腳卻仍被堵住在中世紀的門內(nèi)，盡管用力拔，那只腳還是中世紀的。”他看到傳統(tǒng)的“凝定性大于流動性，所以對傳統(tǒng)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動，需要新的或外來的沖擊力”，所以“中國不是走出中世紀，而是被轟出中世紀的”。正因為不是主動走出來的，而是被轟出來的，所以那只腳依然拖泥帶水。腳下拖泥帶水，難免步履蹣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將中世紀的污泥滌蕩一盡，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穩(wěn)。
先生指出近代中國的變革如危崖轉(zhuǎn)石勢不可擋，又提醒人們舊的東西除而不盡死而不僵，對封建社會的長期性要有充分的認識，“中國的封建社會長，因為它只有樹的年輪的新陳代謝，質(zhì)的新陳代謝只是個別事物，對整體的變化沒有太大的作為”�！爸袊酝臍v史，多為朝代遞嬗，很少顯示出階段性來，與其說歷史的進步，不如說是時代長流的綿延�！鄙L緩慢的樹木質(zhì)地尤其堅硬，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頑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細胞卻會千方百計在新生的共和國身上找到它棲身之處�！靶碌慕�(jīng)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了，無孔不入的封建習性會對它潛移默化，是新陳代謝的倒行�！�
新舊文化的遞嬗既有反復(fù)，又有羼雜。歷史的進程不無詭譎之處，“文革”大掃“四舊”卻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類社會中，久已逝去的歷史鏡頭忽然再現(xiàn)，比自然界的‘返祖遺傳’要多得多”，而“改變傳統(tǒng)遇到的困難，如對小腳的放大一樣”。但先生并不悲觀，“近代中國破一分封建即前進一步”。盡管封建塵垢頑梗難化，“但一百多年來沒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體，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歷史的邏輯表明：“近代中國，民主運動服從民族運動（反帝）是有階段性的；民族運動服從民主運動是時代的持久要求�！�
陳氏史學，以識見長。這種“識”不是哲學家天馬行空式的妙言雋語，而是史學家厚積薄發(fā)朝夕思辨的靈光一現(xiàn)，它不僅出自對歷史的反思，也源自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懷。
先生認為從歷史探測現(xiàn)實，從現(xiàn)實追溯歷史是史家通古今之變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聲學界的論文（《論“中體西用”》、《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等）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錄》中，先生則將其犀利的史筆直指當代社會。
他明言：“我們的最大困難，就是封建的潛網(wǎng)編結(jié)在曾經(jīng)是徹底地反封建的戰(zhàn)士身上。”“封建殘余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祖國仍然到處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這樣的‘潛網(wǎng)’。我們要消除這個‘潛網(wǎng)’，還得花很大的氣力�！倍霸趯崿F(xiàn)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學的，有的甚至離科學很遠”�！拔覀冏鲞^‘一天二十年’的夢，得到的卻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說別人走了二十年，我們才走了一天。”反思是為向前看，身處時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詩意的語言歌頌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火車是近代化的使者，它開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會跳起舞來（車經(jīng)湘西的懷化、麻陽、吉首、古丈、大庸想起）”。當然，與時俱進不等于與世俯仰，智者的價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歷史表明改革的艱難并不亞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當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難”。而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度”的把握尤為不易：“新陳代謝是個自然規(guī)律，革命與改良是推動代謝的力，也是規(guī)律的體現(xiàn)，但有人為的因素，如果過頭和不及，會對代謝起破壞作用。”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先生晚年反復(fù)探究革命和改良這一歷史命題自有其良苦用心。因為“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要求是這樣，可是歷史的自身還會有那樣”，歷史的詭譎之處正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親繁殖，國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親繁殖，行者不覺其非，此為民主觀念比科學知識在中國普及更難之一證”。行者并非不覺其非，不過是利益所趨罷了，為了煮熟自己的雞蛋，不惜燒毀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個人身家。無論是在學界還是政界，近親繁殖只會結(jié)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實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實的公仆。中國有家臣的傳統(tǒng)而沒有公仆的傳統(tǒng)”�？芍^一言點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寵幸，無數(shù)個小朝廷小皇帝當然也得配備自家的鷹犬，何況家臣這種貨色向來是供大于求的。傳統(tǒng)的陰魂驅(qū)而不散，有家臣橫行的舞臺就不會有公仆生存的空間，在家臣競相效忠的國度，忠實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騰史嗎?
當然，再忠實的家臣，在主子眼里無非是走狗一條，隨時可以棄之門外，依附的悲劇史不絕書。因為“虛偽換來的只能是虛偽，如果虛偽獲致了忠誠，那是忠誠的眼淚”。所以最忠實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實的猢猻，一朝大樹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兇就是那只當年最“忠實”最得寵的猢猻，反戈一擊的鬧劇在“文革”中見得還少嗎？西哲有言：“一個奴隸只有一個主人，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卻有無數(shù)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處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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