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達爾文和孟德爾的文獻數量如此懸殊，還有一個因素：有關達爾文的原始史料無比豐富。他身后留下了多達172卷的著作、論文、筆記和書信，光是他27歲之前所寫的書信匯集出版時就多達702頁，真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其生平研究者永遠不愁挖掘不出新東西。而孟德爾生前極少發(fā)表著述，逝世后不久其手稿又被全部燒毀，現(xiàn)在所能找到的全部原始材料，不過是幾篇論文和報告，一份申請中學教師文憑時寫的簡歷，十幾封書信和兩首少年時代寫的詩，一天時間就可全部讀完。
如何用如此稀少的原始史料寫一部孟德爾傳記，是一大挑戰(zhàn)。一個辦法是采訪孟德爾的親屬好友、同事、學生，以口述補充文字的缺乏。早在1924年伊爾提斯（HugoIltis）就這么做了，他在這一年出版的《孟德爾生平》（LifeofMendel）一書向來被視為孟德爾的"標準"傳記。1996年，奧雷爾（VitezslavOrel）收集到更多的資料，以現(xiàn)代觀點寫了另一本標準傳記《戈里果?孟德爾：第一位遺傳學家》。在已有這兩本標準傳記之后，又沒有新的史料問世，認識孟德爾的人也都早已去世，還有必要再寫一本孟德爾傳記嗎？美國專業(yè)科普作家海尼格（RobinMarantzHenig）顯然覺得有必要。她面向的是普通讀者，采用的是文學寫法，通過營造歷史、文化氛圍講述一個生動的、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孟德爾生前死后的遭遇無疑是非常有戲劇性的，這本在2000年出版的《花園里的修道士》（TheMonkintheGarden）就干脆分成序幕、第一幕、幕間、第二幕、尾聲五個部分，就象是一出富有懸念的戲。從吸引讀者閱讀的角度看，它是很成功的。但是在這本奇特的孟德爾傳記中，栩栩如生再現(xiàn)的，是孟德爾所生活的環(huán)境和圍繞著他的發(fā)現(xiàn)的種種事件，孟德爾本人反而只是個配角，原因之一還是因為有關孟德爾本人的史料太少，而作者又不想把傳記寫成小說，有想象之處也一定用虛擬語氣。
作者并非生物學的專家，書中偶爾可見生物學知識錯誤（比如把染色質當成給染色體著色的染料），也未能深入討論在介紹孟德爾時不得不面對的關鍵問題：為什么孟德爾如此重要又如此出色的研究會被同時代的人所遺忘？孟德爾究竟有什么獨特之處，才使得他成為科學史上最孤獨的天才，超前了整個時代35年？
并不是因為孟德爾的工作是個冷門。恰恰相反，當孟德爾發(fā)表遺傳定律的時候，當時的學術界正迫切需要遺傳定律。也不是因為他的工作不為人知，在1900年以前，他有關豌豆雜交試驗的不朽論文至少被人引用了十余次，引用者有的還是植物學的權威。他也長期與當時最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耐格里長期通訊。但是這些人都不覺得孟德爾的雜交研究有什么了不起，甚至頗為不屑。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不幸處于巨人的陰影之下。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在生物學界引發(fā)了一場革命，進化論的研究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從事遺傳研究的人，甚至包括孟德爾，都覺得自己也是在解決生物進化的問題－－他在1866年的論文中提到，他從事豌豆試驗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有機體的進化史的重要性決不能低估。"在當時的研究者看來，對進化論而言，物種間的雜交要比物種內的雜交意義重大得多。孟德爾本人也用菜豆和山柳菊從事過種間雜交，他的這些工作在1900年常被植物學家們提到，而他的豌豆試驗，看上去不過是個瑣屑的小工作，不值一提。
孟德爾被時代所忽略的，恰恰是他的天才之處。以前研究生物遺傳的學者，當他們比較子代和親代的異同的時候，是把親代做為一個整體，又把子代做為另一個整體進行比較的。他們相信的是，親代存在一種"本質"，子代存在另一種"本質"，遺傳就是這種本質的傳遞和變化。子代內部的變異被看做是可以也應該忽略不計的偏差，只有其平均的性質才有研究的價值。但是孟德爾在做豌豆試驗時，卻不抱這種本質論的思想，采用的是群體思維。在他看來，子代群體是由一個個不盡相同的個體變異組成的，每一個個體都是有價值，值得研究的，個體變異并不是偏差，而恰恰是遺傳的表現(xiàn)。因此，別的植物學家在研究豌豆雜交試驗時，只停留于對現(xiàn)象的概括描述：第一子代只出現(xiàn)一種性狀，第二子代兩種性狀又都出現(xiàn)了，等等，而孟德爾卻知道要挨個挨個去數豌豆種子，每一粒種子都是寶貴的，不可拋棄。
孟德爾的天才之處，恰恰也是達爾文的天才之處。達爾文之前的進化論先驅們，在研究進化問題時，抱著的也是本質論的觀點，每個物種都存在著一種代表它的本質，進化就是從一種本質到另一種本質的變化，而物種內的個體變異是可以忽略不計。而達爾文重視的是物種內的個體變異，這些變異提供了自然選擇的材料，生物才得以進化。很難說哪一個變異更重要，現(xiàn)在看上去不起眼的變異，以后很可能成為適應變化了的環(huán)境的優(yōu)勢變異而傳播開去。這種強調群體內部個體的重要性的群體思維，可以說是達爾文的首創(chuàng)。
《物種起源》德語版在1860年出版后不久，孟德爾就已仔細地閱讀，并在書上做了批注。孟德爾的論文在1868年發(fā)表后，他訂了40份單行本，分寄世界各國的權威，其中一份也寄給了達爾文，但是達爾文從來沒有閱讀它－－人們在達爾文藏書中發(fā)現(xiàn)它的時候，連頁沒有割開。這兩位生物學的創(chuàng)建者，如果在科學思想上曾經有過交流的話，也肯定是單向的。但無論如何，他們是殊途同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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