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薩特說:“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考場作文模式化是存在的,所以它也是合理的。那么它合的是“什么理”?又是怎樣“合”上的呢?
它合的是中國教育考試選拔的理。“教育”一詞在中國最樸素的釋義就是“教書育人”,點明兩類人“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在古代,孔夫子首先開創(chuàng)了這個行業(yè),他是個教育專業(yè)戶,單干,F今的教育已教育升級為一種國家行為,國策級別,是不能意淫倒退到春秋時代,由老師自個說了算的。從隋朝設科舉開始,教育就不再是單純的教書育人的活計,它還負擔起替國家選拔人才的功能?追蜃訂胃山逃龝r為拉生源,還做過廣告:“學而優(yōu)則仕!彼埖耐蟽阂哺吆埃骸皩W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下,國家教育行為的目的和歸屬,都還落實在這一點上。高考中考大考小考期末考期中考月考周考,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方學生的命根。育人是表,選拔是里,這是心照不宣的事實。由模式作文推開去,一切應試的教學行為,都是同質的,也是合理的,合中國教育亙古不變的教育考試排隊選拔的理。隋唐發(fā)軔又過1500年至今,教育負擔了教育之外的目標,選拔和淘汰功能。說中國教育是以人為本的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人,是最不厚道的人;竟然相信這話的人,是最好忽悠的人。
下面回答第二問:這理,又是怎樣“合”上的呢?
選拔離不開考試,考試離不開考語文,考語文離不開考作文,考作文離不開命作文題,命作文題離不開要求規(guī)尺限制。從題目出發(fā)的作文,大約都是應景之作,缺少真性情。從題目出發(fā),應景之寫作,教師還是有所作為的,可以通過技術指導,猜題押題等物理手段,“提升”之,優(yōu)化”之。這也是在當下選拔性教育中語文教師的“功德”。所以,在閱卷時,我們看到一千張曾經“熟悉”的臉,我們應該臉上溢滿笑意,那是我的嘔心瀝血、誨人不倦換來的成就。
但我們又反感這千人一面。說來也是矯情,因為我們忘記了這里面的因果關系,我們腳疼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剛才是自己努力地舉高石頭。事實上命題生態(tài)下的作文,作文題目與寫作要求之間、寫作要求與評價標準之間也有沖突,本身存在悖論。命題生態(tài)下的作文,題目中提的要求或評價時暗設的標準(文中有我、說真話訴真情等)都無法實現,因為“文中有我”的作文不是設題目限制而生成的,不是訓練規(guī)范而制造的,它是性靈文字,完全是起于感的有感而發(fā)自然生長,自由散漫,路子野。在考場里寫就的應景作文、模式作文,和性靈作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路徑不同,在實踐層面分道揚鑣,幾不搭界?瓶甲魑氖悄J降,不忍卒讀,古人早知道,故讀完那些東東圈定選拔完狀元探花榜眼等等之后,把它們丟在灶門口做了生火引子,一部《古文觀止》與古代科考文不甚聯系,就是證明。所以,在教育負擔著選拔和淘汰功能的背景下,妄圖反模式都是徒勞,自不量力,也不可能,像小貓永遠追不到自己的尾巴,而表演著原地轉陀螺。
王君老師在接受《創(chuàng)新作文》采訪時如是說:“在我的作文教學系統中,寫作,跟“提分”無關。分數,只是作文寫好了之后的自然附帶品,而不是根本目標,最高目標。一教作文,就想到“提分”。任何作文行為,都直接拿“分數”去衡量,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懷疑,就批判,這是當今作文教學邁進死胡同,直接導致學生“一怕寫作文”的根本原因。一個人作文水平的提高,就像一個人調養(yǎng)身體,大部分時候下猛藥是不行的,只能“中醫(yī)調理”。中醫(yī)見效慢,但能夠讓身體恢復到真正和諧的狀態(tài)。而直接應對考試的那些技巧,像西藥,在該吃的時候吃吃,見效快。但不能老吃,吃多了反而傷身體。
”說得好大氣。
小氣一些,還可以這樣比喻,性靈作文是真正生機著生命生氣的自然花,考場作文是塑料花?紙鍪巧a塑料花的工廠,在那里是摘不來獻給情人的真玫瑰。若要真玫瑰,當然要到玫瑰園里去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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