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李商隱《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
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注釋：
⑴“歷覽”二句：《韓非子·十過》：“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之曰：‘愿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歷覽，遍覽，逐一地看。奢，享受。
⑵“何須”句：琥珀，松柏樹脂之化石，有淡黃、褐、紅褐諸種顏色，透明，質優(yōu)者可作飾物。以琥珀作枕稱琥珀枕。與下句“真珠車”皆借以喻唐文宗父兄穆宗、敬宗之奢侈。“何須”，與下文“豈得”言文宗勤儉不奢。
⑶“豈得”句：真珠車，以真珠照乘之車。真珠，即珍珠�！妒酚�·田敬仲完世家》載：“梁王自夸有十枚徑寸之珠，枚可照車前后各十二乘。”
⑷運去：指唐朝國運衰微。青海馬：龍馬，以喻賢臣。《隋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于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聰馬。”按亦稱青海龍孫。
⑸蜀山蛇：據《蜀王本紀》載：秦獻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還至梓潼，見一大蛇人山穴中，五丁共引之，山崩，五丁皆化為石。劉向《災異封事》：“去佞則如拔山。”此以喻宦官佞臣。
⑹預：與，意指聽到。南薰曲：即《南風》。相傳舜曾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大治。其詞曰：“南風之燕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⑺蒼梧：即湖南省寧遠縣九嶷山，傳為舜埋葬之地。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翠華：以翠羽為飾之族，皇帝儀仗。舜逝于蒼梧之野，故云“哭”，此以舜比文宗。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籠之鼓。”李善注：“翠華，以翠羽為葆也。”
譯文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于勤儉，衰敗起于奢華。
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么那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猛蛇。
有幾人曾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只有在蒼梧對翠華蓋哭泣份兒。
賞析
《詠史》是唐代詩人李商隱創(chuàng)作的一首七言律詩。這首詩的首聯回顧以往的朝代，勤儉能使國家昌盛而奢侈腐敗會使國家滅亡，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頷聯提出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頸聯推進一步，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是國運和國力，這是此詩的主旨。尾聯是對唐文宗的哀悼，抒發(fā)了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
《詠史》這首詩寫在“甘露之變”以后，詩人感嘆唐文宗個人雖然力崇儉樸不用珍寶，卻使國家走向失敗，原因在于沒有使用足以擔當軍國大事的英才，國運已去。文宗信賴的鄭注、李訓沒有才能，不可信賴，反而壞事，那時的宦官，掌握禁軍，盤據朝廷，像蜀山之蛇，難以拔除。這兩句詩就是說的這件事——可惜時運已經逝去，千里馬何處才能遇上？力量已經用盡，蜀山之蛇怎能鏟除！“運去”、“力窮”，字字千鈞，表示詩人對國運已去的痛心和憂慮。用典精當，語意悲痛，余韻悠長。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tǒng)治經驗出發(fā)，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儉，破敗大都因為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fā)議論，是說：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么反而破敗呢？這里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通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為勤儉只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頹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說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F象，歸之于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說是轉折，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只能遺恨終生。這才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說不清“運”究竟是什么，但他確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衰頹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說明唐代，還能用于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為此詩找一個詠嘆對象，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jié)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于史冊。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xù)引申，則“青海馬”是喻賢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為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稱為“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采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布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jiān)扼制下恨郁死去。這里，所表現的詩人對于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fā)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guī)，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F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頹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于他的?弱，頗多譏評；而于其身后，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于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頹之勢，成為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涼。如果說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fā)展成熟，就個體來說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時代因素來說，實是對衰颯大環(huán)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fā)激蕩，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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