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顯現(xiàn)

[德國]貝根格呂恩

我曾把這個人世放在我心里。

我曾把一個個的使者派遣過。

我曾變作無數(shù)的化身前來。

可是你們卻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我夜間叩門，一個蒼白的猶太人，

一個逃亡者，被追捕，跑破了鞋子。

你們去叫劊子手，引來密探，

還以為自己是替上帝效力。

我曾化作發(fā)抖的愚鈍的老婆子，

要發(fā)出恐怖的叫喊，卻叫不出口，

你們卻大談特談未來的后代，

只讓我的骨灰能獲得自由。

我曾化作東方平原的孤兒，

跪在你們的腳下乞討面包。

可是你們卻害怕將來的報復，

聳聳肩膀，留給我死路一條。

我曾化作囚徒、短工、被拖走、

被出賣、被鞍子打得頭破血流。

你們對我這蓬頭的苦役掉轉頭。

如今我審判，你們是否認識我?

(錢春綺譯)

【賞析】

這首詩歌出自貝根格呂恩1944年寫的組詩《憤怒的一天》(Diesirae)中。這部組詩里面的詩作，大多都是以非法的手抄本形式在德國國內流傳。在此首詩中，貝根格呂恩以一種類似圣經(jīng)先知的口吻痛斥和譴責了同胞們可恥的馴服態(tài)度，對他們在道義上的罪過宣布了公正的判決。整部作品洋溢著嚴峻的、不可動搖的正義感。

全首詩共由五節(jié)組成，每節(jié)四行，結構嚴謹。從詩歌形體上看，它帶有德國傳統(tǒng)詩歌的特點，形式簡潔，韻律和諧。在語言層面上，它追求明白曉暢，干凈利落的敘述風格，不在文字上堆砌辭藻。詩人竭力以最樸實的文字表達詩人最真摯的情感，使得整首詩作爆發(fā)出巨大的感染力和審美張力，而這種感染力不僅和詩歌本身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相關，而且還與詩歌在方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藝術力量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當我們試著從整體去把握這首詩歌時，應該留意詩歌文本在行進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在整首詩歌的內部始終貫穿著一個明顯的對立關系。也正是這種對立關系構成了詩作的主要內容以及詩人在法西斯統(tǒng)治背景下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考。這種對立關系表現(xiàn)在每節(jié)詩歌的前兩句是主要描述詩歌抒情主人公“我”的行為，而緊接著后面的兩句，則是描繪“我&rdquo,青春勵志;的德國同胞“你們”的行為。比如，在詩歌的第一節(jié)，詩人直接以一種濃烈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口吻，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先知或者上帝的化身，在向“他”的同胞充滿憤怒地質問：“我曾把這個人世放在我心里。我曾把一個個的使者派遣過。我曾變作無數(shù)的化身前來�？墒悄銈儏s沒有一個人認識我。”盡管“你們”沒有人能夠認識“我”，但是“我”卻已經(jīng)目睹了“你們”所做的一切，“我”為“你們”而感到可恥。

在這一節(ji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鮮明的對立為全詩定下一個情感基調。詩歌的后面部分都是以此形式展開，只不過是詩人把這種對立關系進一步細化，通過細節(jié)刻畫出來。而里面所出現(xiàn)的種種具體形象，也正是“我”曾派遣過的一個個的使者，“我”曾變作無數(shù)的化身。

在第二節(jié)中，“我”化作一個夜間逃亡的、蒼白的猶太人，把“你們”的房門叩響，可是“你們”卻叫來劊子手，引來密探，而自己卻還在感覺是為上帝效力;在第三節(jié)中，

“我”化作一個發(fā)抖的愚鈍的老婆子，要發(fā)出恐怖的叫喊，卻又迫于法西斯的淫威而叫不出口，而“你們”卻還在高談闊論未來的后代，只讓“我”死后方有獲得說話的自由;在第四節(jié)當中，“我”化作一個東方平原的孤兒，跪在“你們”面前乞討一塊面包，而“你們”卻害怕將來受到報復，故作姿態(tài)地聳聳肩膀，留給“我”的也只是死路一條;在最后一節(jié)中，“我”化作囚徒、短工，被拖走、被出賣、被鞭子抽打得頭破血流，而“你們”卻對“我”視而不見�，F(xiàn)如今“我”對“你們”進行道義上的審判，“你們”是否還認識“我”么?

上述的種種情形并非詩人憑空捏造，它們濃縮了納粹統(tǒng)治之下真實的社會圖景。詩人在此并沒有去正面揭示法西斯殘暴的統(tǒng)治，而是通過對那些德國同胞們種種可恥行徑的刻畫，讓人深刻領會這個社會的荒誕和殘酷。他們的種種表現(xiàn)既是被納粹馴化的結果，也是無知愚鈍的表現(xiàn)。“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魯迅：《?喊·自序》)從某個層面上來說，麻木不仁和為虎作倀有時比那些可惡的統(tǒng)治者更為可怕。

面對希特勒實施的血腥統(tǒng)治和張揚的軍國主義思想，貝根格呂恩和其他反法西斯作家、詩人一樣，從一開始就是持激烈的、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但由于貝根格呂恩的出身和受教育的關系，他缺乏接觸勞動人民生活的體驗，對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也缺少深入的了解。同時，由于他罵信宗教——先前信仰基督徒，在1936年又改信天主教——這也使他思想里存在某些保守主義傾向，這必然使他崇信一些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不相容的原貝II。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本詩中作為抒情主體的“我”會以一種道德家和先知的姿態(tài)去審判“他”同胞的情景。

納粹統(tǒng)治的十二年是貝根格呂恩創(chuàng)作的成熟期，也是其詩作的社會意義引起最廣泛共鳴的時期。正如人們對他的評價：他是一個既定的公民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者，一個在法西斯暴政條件下沒有卑躬屈膝、沒有敗壞德國文學榮譽的作家。(李超)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yy-art.cn/shiju/216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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