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語言學家就提出了著名的“語言與社會共變”理論，指出語言對社會有依附性，即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因社會的變化而變化。1977到1980年間我國集中出現(xiàn)的流行語“撥亂反正”、“黨紀國法”、“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就如實反映了那一時期的社會特征。流行語依存于社會，最大可能地表達著人們對生活的理解，能夠多層次、多角度地體現(xiàn)普通民眾的心理感受和訴求。比如“山寨”一詞，最初源于香港，專指一些不正規(guī)的產(chǎn)品，是“不正宗”、“不正統(tǒng)”的意思，最先進入公眾視線的是“山寨手機”，之后出現(xiàn)了“山寨建筑”、“山寨春晚”等系列衍生品，人們也漸漸把“山寨”等同于“盜版”和“侵權(quán)”。但對“山寨”的解讀不限于此，有人解釋“山寨”是一種向奢侈品的妥協(xié)，是追慕虛榮的表現(xiàn)形式，有人認為“山寨”閃耀著草根階層的智慧，由此衍生出的“山寨現(xiàn)象”、“山寨文化”甚至成了頗有深度的理論研究命題。正是因為人們立足點不同，對同一流行語的解讀產(chǎn)生了分歧，甚至理解截然相反，這大大增加了這些詞語的意義張力，使流行語更深地滲透到社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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