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述:我平時是孫子,寫作時色膽包天
1957,我家來了個大學生鄰居。他講,當時他在濟南的時候,認識一個山東省比較“腐敗”的作家。這個作家究竟“腐敗”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頓吃餃子。我們當時一也吃不上一次餃子。我當時就問他:“叔叔,如果我將來能夠?qū)懗鲆槐拘≌f來,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頓吃餃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對文學對當作家的夢想,就是沖著一天三頓吃餃子開始了。我后來把村里面的書借來看了以后,頭腦當中才真正有關于文學的概念。
我的想象力還是不錯的,為什么不錯呢?因為我的想象力是餓出來的。童時趕上自然災害,為了填肚子,野草、樹皮,什么都吃,甚至連煤塊都敢啃。1961春天,村里的小學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和小伙伴一擁而上,每人搶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啃起來,覺得那煤塊越嚼越香,還說著“味道好極了”。
我小學五級就被學校趕出來了,就一個人牽著兩頭牛放牧。那時候我就能從牛的眼睛里邊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時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聽到鳥叫,聽到周圍青草生長的聲音,和大地發(fā)出的氣味。這種跟大地接觸的機會,這種很長時間孤獨地跟動物在一起的狀態(tài),都讓我想入非非。
直到現(xiàn)在,我依然動用的還是我二十歲以前積累的生活資源。我二十歲以后的東西,基本上還沒有正兒八經(jīng)地去寫。
想象力,也有外來接受的地方。我們山東高密這個地方,離寫出《聊齋志異》的蒲松齡的故鄉(xiāng)也不遠,隔了三百多里路。我聽老人講了很多很多關于鬼神的故事。上世紀六十代,死人非常多。我們村子里最高紀錄是一天死了18個人。一出門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閃爍,而且經(jīng)常有各種各樣火一樣的球在天空中飄來飄去。我當醫(yī)生的姑姑就告訴我,這是狐貍在戀愛。人一旦進入這種環(huán)境,就會有一種恐懼,你就覺得你周圍充滿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時候經(jīng)常聽到腳后面有一個聲音在跟隨著你。
我的小說語言也是比較龐雜的,這里面既有古典的書面型的語言,也有一些讀西方翻譯過來的小說這樣的語言,更多的還是來自鄉(xiāng)土。
我們山東話的許多方言土語,一旦寫到書上,是非常典雅古樸的古語,反而能夠被人理解。我們說一把刀鋒利,不說鋒利,而說“風快”。說一個姑娘漂亮,也不說漂亮,我們講“奇俊”。說今天天氣很熱,我們不說很熱,而說“怪熱”。
這些方言土語,寫到小說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強的感染力。一個真正的文學家,就是應該千方百計地豐富本民族的語言。不能僅僅把方言土語用到小說人物的對話中,而要把方言土語用到敘述中。
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孩子。在我們農(nóng)村叫做“炮孩子”。后來我寫了小說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個“炮孩子”,其中也有我個人的經(jīng)歷。也因為我喜歡說話,喜歡說真話,給我們的家里帶來了很多的麻煩。所以過了幾十以后,當我要寫小說準備發(fā)表時,使用的筆名叫“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
事實證明,我一句話也沒有少說,而且經(jīng)常在一些特別莊嚴的場合,說出實話來。我覺得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zhì)。
如果一個作家講假話,不但對社會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因為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里邊,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種偏見,我覺得文學藝術,它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說一旦發(fā)表以后,有些讀者也不高興。因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徹底。當然我不會迎合這樣的讀者,而犧牲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則。我最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指《生死疲勞》),寫了一個后記,最后一句話就是說“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有人說我為獲獎,作品特意貼中國標簽?什么是中國標簽?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記里面說,我想在語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寫給外國翻譯家看。
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么獎上,也沒聽說哪一個作家為了得什么獎調(diào)整了自己寫作的方向,改變了自己寫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變,變得了嗎?該怎么寫,還怎么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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