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記憶受暗示影響的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后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這一研究是隨著兒童出庭作證現(xiàn)象的增多而發(fā)展起來的。由于兒童性虐待這一類案件的一個普遍特點往往是沒有第三個目擊證人在場，于是要求研究者們設計出能使法官更好地對受害者與被告進行調查的實驗程序。訪談中影響兒童的暗示性技巧的探討自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隨著我國法律工作與國際接軌，這方面研究的意義將會增大。兒童記憶受暗示性影響的研究，對于認識兒童的認知活動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此外暗示性技巧的研究，對于實驗研究中避免出現(xiàn)可能的實驗者效應或其它無關變量影響的作用也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有必要關注這一研究領域的進展。本文對兒童記憶受暗示性影響的研究作一回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研究的發(fā)展歷史、暗示的內部機制，著重介紹會談者的偏見及暗示性技巧、及最新研究及發(fā)展趨勢。
1研究的發(fā)展歷史
80年代以前美國學者對兒童暗示性的研究興趣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受1692年Salem Witch事件的影響【11。一群Salem村莊的兒童對農場的20多個居民提供了錯誤的證詞，有些女孩提供的甚至是具有幻想性的陳述，在判決幾年后，一些兒童又公開否定了他們先前的證詞。這一事件使得隨后近300年，美國學者對兒童的作證能力都持否定態(tài)度。但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與法國，學者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最早對兒童記憶暗示性作研究的是Binett 1，他在1900年提出了自我暗示與外在暗示的概念，他還對出于真實的記憶改變的錯誤報告與出于社會認同的錯誤報告作了區(qū)分，認為后者包括取悅成人的成份，并且是不持久的。Binet的研究預見了目前關于“先前記憶痕跡的自我減小與錯誤暗示痕跡共存”的觀點。SternVarendonck等也作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其中以Whipple的研究最具影響力。Whipple(1909，1911，1912，1913年)的研究表明：即使所報告的事件與個人非常相關，兒童的記憶仍有很高的受暗示性和在法庭上證詞有嚴重錯誤的可能性，因此他得出兒童是不可信的結論I2】。
所有對兒童記憶受暗示感興趣的研究者都結合了司法系統(tǒng)中的應用進行研究，但是，早期的研究成果對于評估性虐待或其它案件中兒童證詞的可靠性沒有太大的價值。原因之一，研究中存在兒童年齡的問題，受到性虐待的兒童中有學前兒童，但對學前兒童受暗示性的研究卻非常少。原因之二，研究中實驗者的提問涉及的是中性的事件(如一個人胡子的顏色)，同涉及到與兒童高度相關的個人事件時的情況是否一樣，
這一點尚不清楚。原因之三，研究中對兒童的提問與真實的法院審理過程中的提問并不相同。80年代后，美國對兒童暗示性的研究從個案發(fā)展到了系統(tǒng)研究，這主要受Kelly Michaels事件與Frank事件的影響【 。在這些案件中，年幼兒童向外界宣告他的父母或其它成人對他們進行了性虐待。他們的證詞經常是異想天開的。在這些案件中性虐待的醫(yī)療證據(jù)很少。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兒童的報告對于判決是具有權威性的依據(jù)，是否相信兒童的報告成為判決的主要問題。心理健康專家、警務人員、起訴人及他們的父母相信了兒童的不確定的、異想天開的陳述。兒童的報告稀奇古怪，偏離學前兒童的知識經驗，起訴人認為這正反映了受到傷害的事實是真實的。被告則認為兒童的報告是由于其父母、法官、社會工作者的具有暗示性的訪談所導致的。由于對被告的論點缺乏直接的證據(jù)及對兒童報告的過于確信，許多這類案件都以定罪而告終【11】。
這些案件引起了人們研究的興趣。開始研究的是對于有較長時間間隔的事件的回憶，肯定了記憶隨年齡而改進。不久，兒童庭證時受暗示影響成為了中心課題。廣義地講，暗示性是指一定的社會及心理因素影響了兒童對某一事件的編碼、貯存、提取與報告。狹義地講暗示是個體接受事后信息并將它納入自己的回憶之中。暗示是無意識的，它是一種記憶機制而非社會現(xiàn)象。更多的研究者采用廣義的概念。這一時期，為了避免先前研究中的缺點，對實驗范式進行了調整，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1)新的研究選用了更多的學前兒童；(2)新的研究探討了兒童個人突出事件上的受暗示性，包括身體接觸等：(3)暗示性技巧的探討從以往問誤導性問題擴展到運用大范圍的訪談的方式來適應真實的法庭審判形式。
80年代至今兒童記憶受暗示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進一步證實了先前的一些研究，如回憶事件的年齡因素、重復提問具有暗示性、自由回憶比是一否判斷更正確、想象．現(xiàn)實的區(qū)別困難等；另一方面，否定了先前關于兒童是不可信的證人的假設，認為兒童有能力作出正確報告：同時提出了暗示的多因素機制，包括兒童的編碼、貯存與事件提取的認知因素及社會因素。
2兒童記憶受暗示性影響的機制的探討
到目前為止，對兒童記憶受暗示性影響機制的研究仍是一個在探討的問題，一般從認知、社會動機及生物學因素3個方面來進行探索。
2．1認知因素
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的記憶、概念形成、推理及語言的能力提高，同時對認知系統(tǒng)執(zhí)行機制的元認知知識增長，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兒童的認知活動變得越來越復雜。
2．1．1記憶
暗示性內部機制的研究揭示了一個問題，即錯誤的事后信息干擾先前的記憶。最有影響的是Loftus等人(1979)的研 I，后來發(fā)展的暗示性研究大都是在此實驗范式下展開的。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先讓被試看包含一些細節(jié)組成的事件(如一個人喝可樂時手里拿著一把斧子)，隨后，檢驗被試關于這一先前事件的記憶(那個人手里拿著斧子還是刀?)。通常，被試對給予錯誤信息的項目比控制項目的記憶有更多錯誤。
例如他們雖會對那個人手里拿什么做出錯誤判斷，但卻記得他在喝可樂。記憶的痕跡理論對此做出的解釋被較多的研究者所接受。該理論認為一個記憶痕跡是對編碼時進行的模式再認與解釋性分析的記載，隨著時間的增加及錯誤暗示的影響，痕跡的各種特征的結合就有可能會松動直到幾乎完全分離，但是在提取階段這些特征有可能被重新聚合，所以在編碼與提取階段記憶都有可能被歪曲。此外痕跡理論還假設：解釋性的語義特征越多，對所有材料的編碼與提取就越困難。
痕跡理論假設：痕跡的強度是影響事后信息加入的一個機制，痕跡越弱越易被沖淡、混合或抹去：痕跡模糊性程度可能是事后信息加入的另一個機制，字面的痕跡不如解釋性的或類似要點的痕跡具有更強的抗暗示性。這兩種機制可用以解釋弱的痕跡具有更大的被改變的可能性：(1)痕跡與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有關，弱痕跡的本質在于先前事件特征的表征中各種特征的結合松散，有關的特征一旦松散，就使得暗示性的特征容易介入。當痕跡中的各種特征聯(lián)系緊密時，外在信息闖入的可能性就減少。(2)弱的痕跡除了易使受暗示的某個特征進入先前痕跡之外，還更有可能為錯誤的暗示提供一個編碼的環(huán)境，使錯誤的信息進入記憶，產生痕跡共存。即可能使整個錯誤痕跡被編碼，并根據(jù)它力量的強度可取得與先前痕跡平等的地位。所以一旦獲得錯誤的暗示，由于先前事件的弱勢痕跡無法與共存的強勢錯誤痕跡競爭，結果使先前事件的內容難于被提取，而一個引導性的暗示反而更可能被回憶I1 。 一痕跡理論的一個重大預言是記憶扭曲的年齡不平衡。年幼的兒童因為編碼痕跡弱(容易特征分離或被改寫)，又因為兒童更多的是對字面的知覺特征編碼而非解釋性或類似要點的表征從而使他們更易受暗示。對此假設也有一些學者持否定態(tài)度，有人認為只有當某些條件具備時(如錯誤暗示的強度與先前痕跡的交互作用)，記憶扭曲才發(fā)生。并認為事件的類型是影響記憶扭曲的因素(如包含有動作的動力事件可能比其他類型事件保留的痕跡更持久)I4]。
2．1．2語言
許多關于暗示的研究都包含各年齡段兒童，不同年齡的兒童掌握言語技巧的水平不同。如果先前事件是口頭表述的，可以假定在理解事件上存在年齡差異。另外兒童對用于檢驗記憶的詞匯項目及句法結構的理解上也會存在年齡差異。此外，由于兒童在產出語言的技巧上的限制，結果也有可能造成實驗者沒有正確地解釋兒童的口頭報告。一些研究認為兒童產生暗示效應是由成人所運用的語言結構引起的。例如，當看完一短電影之后，成人對兒童進行提問，當用限定詞(Didyou seethe car?)與非限定詞(Didyou se acar?)作比較時發(fā)現(xiàn)，4歲與5歲的兒童在用限定詞提問時會有更多的回答，這與成人的研究結果相同，表明兒童對這一語言標志的理解與成人的水平一致L9J。
另一些研究是檢驗兒童對涉及速度的標志性與非標志性物體的回答。研究發(fā)現(xiàn)，涉及快速的非標志性物體的回答速度快且沒有上、下限，然而涉及慢速的非標志性物體的回答速度慢且反映了正確答案的丟失。如Lipscomb Bregman與McCallister的研究(1984)中，讓兒童及大學生被試回答“How fasf slow was the cargoing when it smashed／hit the other car?”，所有年齡段對于fast的回答都比對slow的要快。兒童還對于smash的反應速度更快，而成人則對smash與tlit沒有表現(xiàn)出不同的反應速度J。
2．1．3知識的表征
研究者通常從語義知識及腳本知識兩個方面來研究知識表征對兒童記憶受暗示影響中的作用。語義知識指個體以描述性的、程序性的及兩者相聯(lián)結的方式對世界理解的觀念知識的貯存。對于一個事件的記憶既涉及到對先前事件記住多少還涉及有關的語義知識是如何表征的。在知識對兒童記憶影響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除了事實知識的絕對數(shù)量外，有關知識在長時記憶中的表征方式也起很大的影響作用。如果一個7歲兒童認為某人是強大與精明的，那么他會認為這人是有吸引力的。當記憶的內容與這些特征不一致時(沒有吸引力)，在立即進行回憶時，由于痕跡很強，兒童能正確回憶，但是如果過一段時間之后再回憶則兒童的回答就會出錯。但這也并非一成不變。例如，當回憶的事件與兒童的表征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有些稀奇古怪時，回憶的正確率也可能會非常高。雖然腳本知識隨年齡而增長，但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很小的兒童也有腳本知識。當外界信息與腳本知識表征不同時，學前兒童比年長的兒童更難正確回憶。如Farrar與Goodman的實驗中(1990)，年長兒童能對離題事件與標準事件進行區(qū)別，但年幼兒童就有困難。這為易受暗示性的年齡發(fā)展不平衡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即年幼兒童由于過份依賴于腳本知識而更易受暗示。研究發(fā)現(xiàn)，對于與已有的知識表征一致的事件， 知識的結構與數(shù)量和兒童對暗示的抵抗有正相關。研究還發(fā)現(xiàn)，由于年長兒童及成人比年幼兒童具有更多的腳本知識，導致他們可能用腳本去推斷實際事件中沒有的相關細節(jié)或是將事后信息與先前事件相聯(lián)結，從而表現(xiàn)出更容易受暗示。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yy-art.cn/zaojiao/14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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