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上周五的《最強大腦》中國隊以3:1戰(zhàn)勝德國隊完美收官，回顧該節(jié)目，一直帶來的爭議不斷，尤其是對那些天才少年的褒貶不一，他們成為了人們爭議的焦點，也引發(fā)了我們對孩子的童年和早期教育深深地思考。
“12歲的時候你在干什么?”李永波問林丹。
“我……我在參加少兒羽毛球錦標賽，拿了全國冠軍。”
“嗯，是的，當時少年羽毛球還沒有世界比賽，要不然林丹也會是世界冠軍。”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很自豪地說。
這是最近比較火的科學類真人秀節(jié)目《最強大腦》里的幾句對話。李永波和林丹作為嘉賓，正在觀看、點評一場非常讓人唏噓的對決——安德烈和李云龍，分別來自意大利和中國的兩個12歲小男孩，進行超強記憶能力大對決。
他們PK的項目是“新郎新娘配”：現場51對新人打亂順序排列，兩位挑戰(zhàn)者交錯方向同時記憶，之后，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模型擺放。李云龍一開始領先一步，但當主持人先核對安德烈的成果時，李云龍卻大哭起來，嘴里反復念叨“我記對了，但擺錯了。”
(上圖為李云龍在《最強大腦》現場崩潰大哭，當時主持人正在核對其對手安德烈的記憶情況)
因為最終的結果富有戲劇性(李云龍原以為自己輸了，但后來發(fā)現自己的擺放順序同樣正確)，現場的各位嘉賓開始聊起孩子的童年話題。李云龍比賽前就稱自己要不辱父親之使命。正是基于此，12歲的他幾乎沒有周末和節(jié)假日——父母為了讓他保持天才之大腦，不希望他“浪費”時間到玩樂上。
相比之下，安德烈說自己參加比賽首先是為了享受這一過程，然后才是希望贏得比賽。他每周都有兩天的周末時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也會去踢球。他不理解的是，這是常識，是權利和自由，為何會成為討論的話題。
安德烈雖然在記憶能力上輸給了李云龍，但他贏得了觀眾們的尊重。特別是當李云龍大哭時，安德烈過去給他擁抱。他對主持人說：“我很擔心李云龍，他看起來很難過。”
我不想就中外教育方式之差異評頭論足。我想回到李永波對李云龍父親“將童年還給孩子”的建議上。一方面，他說的非常有道理，孩子犧牲的東西太多了，一味的求勝欲和只能贏不能輸的心態(tài)，只能讓危險因子潛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宣揚林丹12歲獲得冠軍的了不起，言外之意是：林丹乃孩子們的榜樣。
可我們一想就知，林丹當初為了取得冠軍，童年也是缺失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林丹的童年要比李云龍殘酷得多，同樣沒有周末，沒有自由。即使他12歲取得了少兒男單冠軍，接下來幾年的職業(yè)生涯更苦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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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時候是分裂動物，一邊批評別人，一邊自己就是別人。李永波批評李云龍的父親為了自己的使命，而讓孩子童年沒了色彩，但于李永波而言，林丹何嘗不是因為首先完成了他——教練——的使命，而成為其現在不論任何場合頻繁宣揚的“榜樣”。
(上圖為林丹和李永波在《最強大腦》現場)
當自我使命被綁架
“使命”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若仿效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一個人從出生到長大，在去實現個人使命之前，要實現許多別的使命。
在西方的語境里，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遵從神的旨意，然后聽從內心的聲音。而在中國，這個過程當中還包括了父母使命、TA使命和復雜的社會使命等。仍拿李云龍為例，他還是個孩子，但他站在電視鏡頭前的那一剎那，他身上就同時被寄予了以上使命(生存使命自不必言)。
父母希望李云龍能“爭口氣”，這是父母使命。李父臉色和情緒波動將他培養(yǎng)孩子的方式和態(tài)度暴露無遺，當孩子用很短的時間記憶下面前102位新郎新娘的位置排列規(guī)律時，他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當孩子大哭不止時，父親一開始尷尬，而后大吼一句“兒子，可以了!”而當結果發(fā)生戲劇性變化，兒子“贏”了時，他又表現得非常欣慰。這里彌漫著父愛，但更多的是——控制欲。
“他使命”其實可以稱之為“典型性使命”。譬如李云龍會接受到許多“鼓勵”——“你能行的，一定會贏意大利的安德烈的”，“林丹12歲的時候是少年冠軍，你一定也會是少年最強大腦的!”諸如此類的“正面典型使命”，和“那個誰誰誰，他當年也很強，但因為松懈，只是曇花一現，你可不能學Ta!”式的“負面典型使命”。
而“社會使命”不言自喻，孩子不管大小，都有社會屬性。一個普通人會受到許多期許和約束，孩子亦然;如果“不幸”有了名氣，背負的社會使命會更重——當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話，那些都是浮云，但是又有成年人能做到，何況孩子。
說到這里，我不得不說，《最強大腦》這種“中外PK賽”的形式欠妥。“科學也流行”本是挺好的愿景，融入娛樂元素和挑戰(zhàn)色彩也很好，但畢竟有孩子參加，如果大打并大肆渲染民族牌——誰的記憶力更強，誰就是“為國爭光”的標志——就太意識形態(tài)了。
中國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因為大都要在很晚的時候，才能做自己、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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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襲面包店》的灰色哲學
自我使命被其它使命“綁架”的癥結在哪里?在于人對于自己無法實現之愿望的耿耿于懷和寄托心理。
村上春樹在《再襲面包店》講的故事很簡單，一對夫妻本來是去搶劫面包店的，但和面包店老板一勾兌，搶劫變成了“交換”。這聽起來不賴，但畢竟沒搶成啊，“我”沒證明自己的能力啊，不行，我們終究還得再去真正搶一次——幸虧小說中沒提到他們的孩子，否則這對夫妻會鼓勵孩子去完成搶劫面包店的夙愿。
2013年前的十年，我是一名專注報道和評論中國富豪群體的財經記者與專欄作家，看到、聽見、接觸過太多富人“綁架”子女使命的案例——因為自己小時候家境貧困，一年到頭只吃一次肉，所以現在給孩子最好的食物和生活環(huán)境;因為自己是草莽出生，沒上過幾年學，當聽說美國的教育好，就把還不會打醬油的孩子送出去;再到后來，因為太有錢太安逸了，孩子出現了不良嗜好，于是規(guī)定從現在開始孩子每年必須去農村呆上一個半個月……
（中國孩子使命層次論）
凡此種種，不是拔苗助長，就是矯枉過正。童年之于孩子并非童年，仍是被控制的夢魘。
我采訪過一個企業(yè)家，他從小就給孩子制定好了成長路線，且讓孩子將比爾蓋茨視為人生偶像。不久前，他的12歲的兒子(對，很巧，也是12歲)離家出走了，原因是兒子覺得他請的私塾老師“太煩人了”。這位企業(yè)家說起來這個“不爭氣”的孩子時氣不打一處來：“比爾蓋茨小時候多聽話!”
我真想告訴他，比爾蓋茨12歲的時候是個搗蛋蟲，不但不聽話，而且總是讓老媽暴跳如雷，蓋茨的老爸帶兒子去看了心理醫(yī)生，醫(yī)生的建議是，“如果你們繼續(xù)和孩子斗爭，孩子一定是勝利者;如果你們減少對他的干涉，你們將都是勝利者。”
如何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控制欲?如何像少年商學院提倡的一樣，讓孩子真正成為具有獨立、好奇、未來公民品質的孩子，擁有原本就屬于自己的童年?
很簡單，就是作為父母的我們，回到童年，讓孩子遇見我們，或我們去遇見孩子——這里的“童年”更多是指一種童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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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童年，和孩子相遇我曾有過一個想法，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生于70后、80后的家長們，小時候玩過的一些游戲，走過的一些路，做過的一些夢都挺好玩的，少年商學院是否可以發(fā)起創(chuàng)立一個“童年博物館”——哪怕先從一個網上虛擬的童年博物館開始，每個人將帶有自己童年印記的物件或場景拍照或視頻發(fā)給我們，與此同時，記錄孩子看到、玩轉這物件時自主的感想和好奇心。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微信給我們留言。
而比上述讓孩子穿越到我們的童年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年齡減去二三十歲，在當下，遇見孩子的童年。樹上春樹說，“世上既有帶來正確結果的不正確選擇,也有造成不正確結果的正確選擇。我們有必要采取實際上什么也不選擇的立場。”我們去感受孩子的世界，我們去理解孩子的想法，這就夠了。讓家長制暫時退場，讓寄托心理從此遁形。
我無意對中國的父母心存偏見。英國一家育兒網站做過一項調查，結果稱英國孩子的童年在12歲的時候就結束了，“現代生活步調太快，奪走了寶貴的童年時光。”
我想說的是，孩子成長過程中，背負了太多“暗使命”。所謂“暗使命”，就是你看不見它，但它如影隨形，甚至日漸沉重。盡管大人們越來越開明，也難以撼動中國孩子金字塔式的使命體系。
但我們不能悲觀，因為事情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通過自我的提升，來減少孩子童年消逝的速度和埋下的隱患。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的本質首先是為了大人，然后才是為了孩子。
回到文章伊始《最強大腦》節(jié)目現場。李云龍和安德烈這倆名字，前者跟電視劇《亮劍》的主角同名，后者跟臺灣知名作家龍應臺的兒子同名，龍曾寫過一本書叫做《孩子你慢慢走》。那天李永波為鼓勵李云龍，說，“希望你拿出亮劍精神。”實際上，他最好的忠告應當是“孩子，你慢慢走。”
本人作者為少年商學院創(chuàng)始人、西柚教育CEO張華;他筆名東方愚，前南方周末資深記者，著有《中國富豪這十年》(與胡潤合著)、《他們比你更焦慮》、《荷爾蒙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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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yy-art.cn/zaojiao/537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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