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開放——導致對外交往盛況空前的對外政策：

1、唐朝對外交往盛況空前：
2、原因：一方面：貞觀時期，國力增強，文化先進，對外交往具有強大實力另一面：唐太宗對中外交往采取積極友好態(tài)度，對中外文化采取開放政策。
a、重視友好來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專設鴻臚寺作為接待外國使者的官方機構。）
b、鼓勵外國人來華；（鼓勵外國商人到中國貿(mào)易，不允許官吏加重稅收，允許他們在中國居住、做官，與中國人通婚）
c、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對外來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經(jīng)，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貢獻；又如對外來精華，選擇性地吸收）
3、影響：
a、唐太宗對外來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針，為中國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進文化向外傳播，促進了東亞文化圈的形成；
c、物產(chǎn)交換、技藝交流、促進亞洲各國的文化進步，也間接影響歐洲文化的發(fā)展；
d、推動日本改革，大大促進了日本的封建化進程；

友好開放——導致對外交往盛況空前的對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開放的對外政策之下，政府設立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并設置翻譯人員，為往來溝通提供便利。此外還修道路，開驛站，保障內(nèi)外交通順暢。唐與數(shù)十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互訪使節(jié)往來絡繹，對于各國使者，唐太宗以禮相待，唐朝出訪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國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勵邊疆少數(shù)民族商人和外國商人來唐內(nèi)地經(jīng)營，唐朝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國商人的足跡。盛唐時代的長安城，歐洲、中亞各國人、四夷的胡族人、蔥嶺東西的西域人往來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對外開放政策也表現(xiàn)在文化上的廣泛交流。貞觀時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包括學者、藝術家、醫(yī)師、工匠、留學生、宗教徒、官員，他們肩負汲取中華文化的使命，競相來唐。長安的國子監(jiān)和太學有高麗、百濟、新羅、渤海、日本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把當時先進的唐文明帶回國去，促進了本國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貞觀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縣制，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據(jù)《唐律》內(nèi)容制定了《大寶律令》；參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調(diào)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調(diào)法。此內(nèi)容建議教師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為典型例證，說明唐文化的輻射作用。
中國各方志士也相繼出訪周邊國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經(jīng)是太宗時期最可大書的典型例證。玄奘俗姓陳，名?，生于儒學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稱三藏法師，俗稱唐僧。在游歷各地，遍訪名師之后，玄奘決心去佛教的發(fā)源地印度取經(jīng)求法。玄奘于貞觀二年（628年）啟程，歷時18年，行程5萬里，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國時，帶回各種佛經(jīng)657部。唐太宗于洛陽召見玄奘，并敦促他將所見所聞撰寫成書。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辯機執(zhí)筆，于次年完成了十余萬字的《大唐西域記》。此書記載了東起我國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島南端、北到吉爾吉斯斯坦、東北到孟加拉國這一廣闊地區(qū)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科學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陸的地理概況，記述了從帕米爾高原到咸海之間廣大地區(qū)的自然地理、動植物情況，是研究中世紀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和克什米爾地區(qū)及我國新疆的最為重要的歷史地理文獻。唐太宗還詔令房玄齡等人，“廣召碩學沙門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譯佛經(jīng)，并修正以往翻譯的訛誤，佛學由此大為興盛。
唐太宗對外來文明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大大增強了中外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的結果使中國與各國均獲益良多，物產(chǎn)交換、技藝交流，促成亞洲各國的文明進步，也間接影響了歐洲的文化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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