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學生寫了篇作文《大烏龜哪里去了》，語文老師指導他作了兩次修改，并把指導的經過寫成文章，投寄給《語文學習》雜志。文章發(fā)表以后，很多老師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大烏龜到哪里去了》是一篇富于童趣的本色文章，已經很好，無需大改；可是指導老師則認為文章沒有“明確的主題”，顯然有較大的缺陷；而經他指導以后的作文則是一篇“好作文”。好在哪里？指導老師的評語是：“主題明，表達巧。”而反對者認為，恰恰是這兩次修改把一篇本來比較好的作文改壞了。為什么老師們對同一篇作文會作出如此南轅北轍的評價？道理很簡單：因為各人的評價標準不同。很明顯，指導老師是把“主題明，表達巧”作為評定一篇好作文的主要標準的。

我認為，正是這個評價標準把中學的作文教學導入了“誤區(qū)”。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也說不清是什么原因，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不少術語，如“主題”、“題材”、“技巧”之類，被不知不覺引進了中學作文教學的課堂。語文教師套用這些屬于來指導學生的作文，就有意無意地把學生作文同文學創(chuàng)作混淆了起來，于是提出了種種不切實際的要求，“主題明，表達巧”就是一例。

“主題”是什么？是文學、藝術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中心思想，是作者的世界觀、政治立場和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集中體現(xiàn)。“提煉主題”、“深化主題”等等。本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要求，以此規(guī)范學生的作文練習，勢必要求學生寫的每一篇作文都必須有一個明確而且具有道德訓誡意義的主題。著重不切實際的要求所產生的不良后果，已經被學生作文中的大量事實所證實。請看那位寫《大烏龜哪里去了》的小作者，在老師的指導下為了要寫出一個“主題”來，不得不增寫了一段富于“教育意義”的文字：請班主任出來講列寧、毛澤東、雷鋒的故事。這決不是這位小讀者的獨創(chuàng)，我們在不少學生的作文和某些拙劣的通訊報道中都讀到類似的描寫。但這樣表現(xiàn)主題不是太“一般化”了嗎？指導老師的要求不僅是“主題明”，而且還要“表達巧”，于是小作者作了第二次修改，終于“另辟蹊徑”，虛構了一個做夢的情節(jié)，文章結尾還特意安排了“我走上前去，拉住陳磊的手”這樣一個細節(jié)，以代替原稿上“大家各自走散”那個結尾。從這兩次修改中，我們分明看到了這位小作者在老師的一再要求下所經歷的一個刻意編造的過程。主題是“明”了，表達是“巧”了，但“矯情”也出來了。這有點像請一位不懂農民畫價值的洋畫家去指導金山縣的農民畫畫，結果是把農民畫樸實稚拙的本色美都“指導”光了。

除了“主題明，表達巧”之類的評價標準外，還有一些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要求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學的作文教學，例如“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這個一度十分流行的文學批評公式，也曾經成為評價學生作文的標準，時至今日，不能說它的影響已經消失。再如，至今仍有不少同志主張學生的作文是允許虛構的。這些同志忽略了一個事實：學生的作文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學校里的寫作訓練也不是為了培養(yǎng)作家。而“虛構”則是只適用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種藝術手段�，F(xiàn)在學生作文中胡編亂造、假話連篇的現(xiàn)象隨處可見，不能說跟老師的著重指導思想沒有關系。如果學生作文時養(yǎng)成了真假不分的習慣，為了追求所謂的“藝術性”，不惜歪曲事實，無中生有，這種“寫作訓練對學生的不良影響恐怕不僅限于作文的范圍了。當然，寫作教學中那種明確要求學生編童話、編寓言、編故事的訓練，不在此列。

總之，我們必須把學生的作文和文學創(chuàng)作嚴格區(qū)分開來。學校作文教學的目的是什么？簡要地說，是為了培養(yǎng)學生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進行表達的能力；既然作文都是要求成“文”的，因此也必定要讓學生掌握一些有關文章的知識，尤其是一些實用的文章（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等）的知識。但“文章”不等于“文學作品”，在作文訓練中不能不加區(qū)別。

其實，對中學生作文的要求，語文教學大綱早有明確的表述：

能寫記敘文，簡單的說明文、議論文和一般應用文，做到思想感情真實、健康，內容具體，中心明確，條理清楚，文字通順，不寫錯別字，正確使用標點符號，格式正確，書寫規(guī)范、工整。初步養(yǎng)成修改文章的習慣。（引自《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國家教委1993年制訂。）
　　這里說的“中心明確”跟“主題明”似乎意思差不多，其實兩者的要求并不相同。“中心”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術語，也不同于“中心思想”，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中心明確”只是指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的內容要集中。就拿那篇《大烏龜哪里去了》的原稿來說，小作者通過集中記敘“畫烏龜”這樣一件事，寫出了孩子們的頑皮和成磊的懂事，較好地表現(xiàn)了童年生活之“趣”，這就已經大體符合“中心明確”的要求了。這樣理解，并不意味著對學生的作文不必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關于這一點，《大綱》也有明確規(guī)定：“做到思想感情真實、健康”。據我體會，“真實”和“健康”是訓練要求中不能割裂的兩個要素。“真實”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是怎么回事就說怎么回事，而不是任意編造、夸大或縮�。�“健康”指作文中所表現(xiàn)的總的感情傾向是向上的，而不是妨礙學生向上的。但“健康”也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思想感情健康的文章不一定都要有道德訓誡的意義。當然，“真實”和“健康”并不總是一致的，學生在作文中有時會說些“錯誤的真話”，怎么辦？我看也不必大驚小怪，我們當老師的都難免有說錯話的時候，何況學生？其實，說“錯誤的真話”比起說“正確的假話”來，后者對學生品德的危害比前者要嚴重得多。重要的是教師的正確引導，學生在作文中暴露出一些思想感情方面的問題，必須在“文外”下功夫，而不應就文論文地僅僅要求學生去“修改”文章。如果學生的思想感情問題并未解決，但又不得不在作文中表現(xiàn)一個“積極的主題”，那就只好說假話了。

　　我想，如果有一天學生作文中這種編造、作假的“頑癥”確實能夠得到根治，那么學生就有可能實實在在地寫出自己的縮減、所聞、所思、所感，再加上像那位小作者的老師那樣細致而富于啟發(fā)性的引導，我們的作文教學必能走出“誤區(qū)”，得到健康的發(fā)展。

（附錄）

《大烏龜哪里去了》原文及修改稿

一個漆黑的晚上，我和幾個小伙伴躲在院子的一個角落里。

“我不干。”說這話的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成磊。

“成磊，別嚷嚷。”我壓低聲音說。

“干嗎干那種缺德的事��？我不干。”成磊堅持說，還拉住我的手，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一甩手，咚咚地跑得遠遠的。

“噓，輕點。”林川輕聲提醒。

原來，我們正在策劃如何在每家每戶的門上畫一只大烏龜的事。當然，我們都先拉了鉤，還約定：要是誰說出去，我們就不同他好。

“成磊，你真的不愿干？”“成磊，這是玩玩，開開心呀！”“成磊，你答應吧！”小伙伴們見成磊不肯入伙，七嘴八舌地請求他，可他還是不作聲。

“出發(fā)！”我不耐煩了，急急地下達命令。

夜，靜得出奇，也黑得出奇。我們每人拿了一支粉筆，分路行動，一個個摸著一家家的門，急急地畫上一只只大烏龜。當我摸到松南的家門時，想起前天他和我吵架的樣子，我重重地畫了一只大烏龜，還打了個大叉叉。完成任務之后，小伙伴們各自悄悄地回家。

我躺在床上，覺得有些心跳，但還是挺高興，想：明天可有好戲看了，嘿，那時候呀……（第二天一大早，松南他媽開開門，一看，見門上畫了一只大烏龜，就大罵起來：“誰家的‘小畜生’怎么給畫了只大烏龜，真該好好教訓一頓。”這一罵，驚醒了鄰居們，他們起來一看，見自家門上也有一只大烏龜，便都大罵起來。接著，全村都大罵起來。有兩個小伙子竟然打起架來了。這真好看，我們幾個小伙伴擠在一起看。突然，一個小伙子被打得滿臉是血。這下可闖禍了，我慌忙往外鉆，可是一只大手把我給抓住了。我回頭一看，是我的爸爸。我害怕極了。這一嚇，我驚醒了。原來，我做了一個夢。）

天剛剛蒙蒙亮，我就起床，匆匆地刷牙、洗臉，就到老地方集合。這時只有成磊還沒有到。林川神秘地對我說：“我家門上的那只大烏龜不見了！”“我家門上的大烏龜也沒有了！”小伙伴們都這么說。怎么回事？我們挨家挨戶一看，大烏龜都不見了。大烏龜哪里去了呢？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肯定是禮貌的人干的；是誰？莫非是成磊？大家正議論著，成磊已經站在我們面前，他不等大家開口，就笑著說：“好戲看不成了吧……”

林川瞪了他一眼，大家都不作聲，各自走散了。

（這時，班主任張老師突然來了，說：“還想看好戲嗎？”我偷偷地看了成磊一眼，心想一定是他告了。張老師摸摸我們的頭，語重心長地說：“給人家畫烏龜，拿人家開心，這樣做是好行為嗎？”我們還是誰也不響，都低著頭。接著，他講起列寧、毛澤東，還有雷鋒，他們小時侯的故事，我們不知不覺聽得入了迷。這時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我說：“張老師，我錯了。”大家也都說：“我錯了。”張老師笑了，稱贊我們，知錯能改，還是好孩子。）

（我忽然想起昨夜的夢，臉不由得熱起來。我走上前去，拉住成磊的手。）

　　說明：括號中的文字，是小作者在老師的指導下增補的，小作者先按“主題明”的要求，刪去了原稿的結尾一小段，增寫了；然后又在老師的啟發(fā)下，為了使文章“表達巧”而增寫了；為了照應，又在結尾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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