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恒傳

劉恒（公元前202?前57），漢高祖劉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6）春，破陳?定代地，立劉恒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80 年），臨朝稱制的呂后去世。漢宗室、大臣與外戚呂氏間本來存在的矛盾頓時公開激化。呂祿、呂產害怕被誅，陰謀作亂。周勃、陳平等大臣與漢宗室劉章等合謀誅除諸呂，內外結合，一舉成功。大臣們認為代王劉恒乃“高帝中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于天下便”。立劉恒為帝較為合適。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劉恒。劉恒一再推辭，探聽了消息之后才來到長安，受到大臣們的歡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們去拜謁，送上天子之璽，尊他為皇帝。他謙遜地說，自己不足以當此重任。陳平等群臣堅決請求。他謙讓再三，然后才說：“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庇谑钱斠谷胛囱雽m，登上帝位。

文帝即位后，封賞了誅呂有功的將相大臣，頒布了《振貸詔》、《養(yǎng)老詔》等詔令，以振救、撫養(yǎng)貧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長期生活在代地，對下層社會多有體恤，因此他在位期間，基本上奉行了一條與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55 年）春正月，文帝下詔說：“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蔽牡墼诖嗽t中明確了以農立國的思想，并舉行親耕儀式，表示為務農帶頭。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詔說：“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敝厣暌赞r為本，反對棄本事末，還決定減免當年半數(shù)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67 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詔書說：“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詔書申勸務農之旨，批評官吏勸農不力，并詔令各地基層官吏設置“常員”，督促百姓務農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稅。后元元年（公元前63 年），因連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憂，文帝下詔求言。詔中所寫“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未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歟？”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農民為何饑饉。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辦法。

文帝還下詔“務省徭費以便民”，并裁減了侍衛(wèi)人馬，以減輕賦稅。據(jù)賈捐之說，文帝時“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按漢初常賦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的賦役僅為三分之一。

文帝勸民力農，減輕租稅和賦役，對漢初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fā)展、漢初社會的穩(wěn)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對群臣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本褪钦f，用法當正，以禁暴導善。他不同意那種一人犯法、株連全家的做法，強調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誠實，罪定的當才能使民服從。官統(tǒng)治民，本應導之為善，既不能導，又用法不正，定罪不當，這是反而害民為暴，怎能禁民為非？于是下詔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廢除一人有罪株連全家的法令。但后來（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謀反，文帝“復行三族之誅”，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濫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78 年）五月，下詔廢除誹謗妖言之罪。詔中有“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之語，又說百姓說錯了話就以為“誹謗”，都不可取，今后不必處治。對于秦定的誹謗妖言之罪，不許臣民議政，偶語者棄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時，下詔明確地規(guī)定，首惡者定重罪；主動歸順者鼓勵，官可復原職；隨從謀反而不堅決者不問。這是一條區(qū)別對待的法令。平亂后，文帝“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說明政策是兌現(xiàn)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逮系至長安。淳于公無子，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提出要求：“愿沒為官奴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動，隨即下令廢除肉刑。他說，現(xiàn)在有三種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這是上未盡訓導之過；而用了肉刑，造成終身殘廢，這不是為民父母之意。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等又擬定處治罪人之法。事實上仍有受刑致殘致死者。故史稱文帝“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①。但不管如何，文帝對原來的肉刑有所減輕是無疑的。

曾有這樣三個有關文帝與法故事：文帝有次經(jīng)過中渭橋，有個人從橋下走出來，驚了皇帝的坐騎，因而被捕。廷尉張釋之審查，知其并非故意驚駕，只處以罰金。文帝生氣，以為罰得太輕。張釋之認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異，如果隨便更改，“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稱是。有人偷了高祖廟坐前的玉環(huán)，廷尉張釋之定了棄市罪。文帝以為輕了，說要族誅。張釋之說，偷玉環(huán)就株連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處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軍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過就被罷官削爵。馮唐對文帝說，“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用人有問題。文帝聽了，立即赦了魏尚，復其官職。

文帝還十分重視有識之士，聽取和采納他們有利朝廷的建議。思想家賈誼提出農業(yè)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于土地的觀點，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實行。

西漢建立后，王國勢力的強大，成為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重大問題。文帝本以代王入朝為帝，自然不會忽視這個問題。他聽取了賈誼的建議，在原來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數(shù)目，以分散其實力，使朝廷跟他們的關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謀反罪廢了淮南王劉長，又于十六年立劉長三子都為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表面上以示對宗室的憐憫，實際上以大化小，一分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將齊地分給悼惠王的六個兒子。這一建議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諸侯王的分封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

文帝不僅在政治上寬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儉的作風。他從代地即位以來，二十三年中“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他曾經(jīng)想作一露臺，召工匠計之，置百金，便放棄了這個念頭，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他常衣綈衣，還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淳樸。他又主張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勿煩民”。他的這種儉樸的作風，一直為史家所稱頌。

匈奴在西漢初年力量很強。自劉邦平城被圍、采用婁敬的和親政策以來，主要是用聯(lián)姻并贈送大量禮物的辦法來維系漢同匈奴的關系。但匈奴總不能信守盟約。文帝即位之初，與匈奴復修和親之好，以加強漢皇朝政權的穩(wěn)固。文帝三年（公元前77 年）五月，匈奴右賢王破壞和親之約，驅騎入塞，占據(jù)“河南”地。文帝下詔指出匈奴的侵擾行為違背和親之約，派遣丞相灌嬰帶八萬人馬反擊，趕跑了匈奴騎兵。接著，文帝又加強長安的駐軍，以保衛(wèi)京師。第二年，匈奴冒頓單于來書要求復和親之好。漢朝考慮到匈奴勢力正盛，乃許和親。文帝六年（公元前74 年），給冒頓單于一書，贊許其愿意和親的態(tài)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負約。

不久，冒頓去世，其子稽粥立，號稱老上單于。文帝以宗室女為公主，送與匈奴為單于閼氏，派宦者中行說為使送去。再次和親。中行說投降了匈奴，得到單于親信，為其出謀劃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66 年）冬，匈奴單于領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了北地都尉孫?，虜掠民眾畜產。文帝乃派三位將軍帶兵分駐于隴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為衛(wèi)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帶騎兵十萬人，駐于長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親自慰勞軍隊，視察演習，申明軍令，賞賜將士。他本想親自帶兵出征，因被勸阻而止。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統(tǒng)兵征伐，擊退了匈奴。

于是，漢匈復言和親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62 年）六月，文帝下詔，表示歡迎。他在詔書中說：“間者累年，匈奴并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此詔表達了文帝厭惡戰(zhàn)爭、希望漢匈兩族和好的熱情與努力。這次和親是要“結兄弟之義”，是一次兩族友好的和約。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 年）冬，匈奴數(shù)萬騎入上郡與云中郡侵擾。文帝立即以令免為車騎將軍帶兵駐于飛狐，蘇意為將軍帶兵駐于句注，將軍張武帶兵駐于北地，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匈奴。又以周亞夫為將軍帶兵駐于細柳，劉禮為將軍帶兵駐于霸上，徐厲為將軍帶兵駐于棘門，防備匈奴。過了幾個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駐軍。

由于文帝對匈奴采取了亦戰(zhàn)亦和的態(tài)度，爭得了邊境上相對的安寧。

帝進而采納了晁錯的建議，移民于北方邊塞，使其屯田務農，加強了邊備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57 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宮，遺詔薄葬。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yy-art.cn/shiju/463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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