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物學觀點或進化觀點看,可以把科學或科學進步看作是人類為了適應環(huán)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學發(fā)現(xiàn)總是革命的,創(chuàng)造性的。當然,即使遺傳水平也有一定的創(chuàng)造性:新的試探造成新的環(huán)境,產生新的環(huán)境壓力,從而對各級水平都帶來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學水平下才有以下兩個新情況。最重要的是,科學理論可以用語言來表示,甚至可以發(fā)表。理論成了我們以外的客體,可以研究的對象,F(xiàn)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對象。這樣,采用一個理論如果不能使我們更好地適應于生存,我們就可以甩掉這種理論??通過對理論的批判,我們可讓理論代替我們死亡。
我認為阻擋科學進步的最大障礙是社會的,可分為兩類: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的。
在經濟方面,貧窮往往是個障礙。但近年來愈來愈清楚,富裕也會成為障礙;鈔票太多的結果是思想太少。在這樣的逆境中雖然也有進步,但科學精神卻隱入危機,可能毀掉偉大科學,刊物激增可能扼殺思想:寶貴的思想反而被這種洪水淹沒了。在意識障礙中人們看得最多的,是意識形態(tài)的偏執(zhí)或宗教偏執(zhí),一般都帶有武斷而缺乏想象。歷史事例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壓制也能引起進步。布魯諾殉難和伽利略受審對科學進步所作的貢獻,歸概根到底可能還大于宗教法庭對科學進步的反對。
新思想被忽視的事例很多,如達爾文以前的進化論、孟德爾學說?梢哉业酱笈钃踹M步的障礙。
專橫武斷是阻擋進步的一大障礙。我們不但應當通過討論使別的理論也能生存,還應當有計劃地尋求新的理論;什么時候占統(tǒng)治的理論過分排斥一切,我們什么時候就應當感到憂慮。如果這種理論達到了一家壟斷的地步,對科學進步的危害就更嚴重了。
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一種理論,甚至一種科學理論,也會變成一種時髦思想,一種宗教的替身,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這就是我的講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tài)革命的區(qū)別。
在一個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內)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tài)或時髦思想的時代里,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們這個無序社會未得到滿足的不自學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種極權主義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許許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養(yǎng)的公開聲明的非宗教運動。
第一個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革命,這兩場科學革命都引起了意識形態(tài)革命。它們雙雙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認識,就這點而言,這是意識形態(tài)革命。就它們各自推翻了一種占統(tǒng)治的科學理論而言,又顯然是科學革命。
我還要舉例說明,有些重大科學革命并沒有引起任何意識形態(tài)革命。 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革命,從科學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樣偉大,也許更偉大,它改變了牛頓的中心信條,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學家,卻沒有引起一場意識形態(tài)革命來。還有許多重大科學革命都沒有觸發(fā)意識形態(tài)革命,像孟德爾革命。還有X射線、放射性同位素的發(fā)現(xiàn)以及超導的發(fā)現(xiàn)。這些都沒有引起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革命。 最有意思的還是愛因斯坦革命。我是指愛因斯坦的科學革命,但它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影響卻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達爾文革命相媲美。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中的革命性發(fā)現(xiàn),一個是狹義相對論,它推翻了牛頓動力學,用洛侖茲不變性代替了伽利略不變性。這一次革命可滿足我們的合理性準則:舊理論可解釋為在低于光速的情況下仍然近似正確。
但科學革命不管多么徹底,都必須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傳統(tǒng)決裂。正是這樣,科學革命是理性的。當然我不是說,這就意味著,凡進行這個革命的偉大科學家就應當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盡管我在論證科學革命的合理性,我卻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學家成了“不偏不倚”意義上的那種“客觀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們將發(fā)現(xiàn),科學的革命性就真會被一種針插不進的障礙擋住了去路。
波普(1902~ 。〞宰匀缓蜕鐣茖W的一位英國科學哲學家,本文是他在1975年紀念斯賓塞會議上的演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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