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子們先天的社會弱勢地位，使得他們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獲取或分配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沒有更多獲取資源的機會，他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有可能要重復相同的命運。

　　根據有關統(tǒng)計資料顯示，從全國范圍來看，目前城鄉(xiāng)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也就是說，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30年來幾乎下降了近一半。

　　那么，究竟是什么把農村的孩子攔到大學校門之外了呢?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農民收入不斷提高，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shù)已不再是“鳳毛麟角”。但事實卻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下降了。一項研究顯示，隨著學歷的增加，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這些數(shù)據很值得我們深思。長久以來，對于許多渴望改變命運的農村家庭來說，教育是改變現(xiàn)狀的一條根本途徑。然而，現(xiàn)實卻給了許多農村家庭以否定的答案，教育不但沒有改變命運，還讓他們的生活止步不前。以承德為例，2008年該市農民人均純收入3656元，一位學生每年學費需要4000元到6000元，住宿費800元，再加上生活費，每年至少需要10000元左右。這等于說，一個農村家庭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讀一年書，需要家里不吃不喝節(jié)約近三年的錢才夠。而畢業(yè)后隨之而來的就業(yè)難問題，讓他們覺得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大出入。于是，勤勞的農民們出于對現(xiàn)實的考量，不得不重新選擇讓自己生活更好的道路。

　　除了這一原因，農村大學生比重的下降，擺脫不了城市化的影響。如同隋建國一樣，這些曾經是農村戶籍的學生，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變身成了城鎮(zhèn)居民，此消彼長，比例自然會失衡。再加之農村學子們先天的社會弱勢地位，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獲取或分配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沒有更多獲取資源的機會，他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有可能要重復相同的命運。

　　培根說：“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世世代代地窮。”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要兼顧到各個群體，特別是教育改革，更需覆蓋到弱勢群體，唯有如此，才能實現(xiàn)“知識改變命運”的愿景，才會保證社會正常流動，而不是階層固化。弱勢子弟最需要的是公平，那么，還有更多領域該向他們提供起點公平、機會公平。

　　應該說，相對于名校，農村學校的優(yōu)秀學生集中比例，確實相對要少些，但并不代表沒有優(yōu)秀學生，如果獲得推薦資格的都是名校，都是城里生，這對非名校生、農村孩子自然不公平。旅美學者薛涌說，在美國，同樣實行推薦制，但他們的推薦值恰恰與我們這里相反，越是在辦學條件差的地方讀書，越能獲得高考加分──“我十幾年前在耶魯讀書時就碰到一個學生，她稱自己住的地方是當?shù)氐募t燈區(qū)，從小和妓女一起長大，學校里僅有4個白人。這種學生，即使分數(shù)稍低些也讓常春藤求之不得。”

　　美國名校錄取的游戲規(guī)則很清楚：一個從小受了最好的教育、成績和履歷都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經常在錄取委員會中受到這樣的質問：既然你已經有了這么多機會，我們學校為什么還要把另一個難得的機會給你?相反，一個各方面都差許多的學生則會被錄取進來。錄取委員會的理由是：看看他這年輕的一生，幾乎什么機會都沒有，好不容易掙扎到現(xiàn)在，離我們的門檻就差那么一點，該輪到他的!事實上，哈佛、耶魯，到弗吉尼亞大學這種一流的州立大學，都主動出擊，投入資源到最窮、最弱勢的階層和地區(qū)，說服那些自己也不相信能上這種大學的窮學生申請。

　　那些名校本來就站在制高點上，有優(yōu)質老師、有優(yōu)質設備，還有無盡的教育投入、政策眷顧，他們是教育資源不均衡下的最大受益者，如今再把推薦名額分給他們，只會強化教育不公。如果那些偏僻的窮困的學校，被關注少，享受的優(yōu)質資源少，擁有的機會也少，如果不眷顧他們，他們何以改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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